旺报社评》重整政府市场关系 大陆经济再出发

社评

印度上季GDP成长率7.6%放诸全球相当亮眼，股票交易所市值也史无前例接近4兆美金，反超香港股市。国际评级机构穆迪肯定印度经济强劲增长、具有韧性的同时，将陆港两地经济调降为「负面」。北京面对新兴经济体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已出现紧迫感，中共政治局会议定调明年大陆经济「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

重新激发市场活力

尽管大陆、香港官方都批评穆迪的评级有失公允，认为有政治目的，但这正是国际资本逐利本质的显现。经过疫情3年，无论是已开发国家对分散供应链风险的要求，还是美中地缘政治冲突的避险需要，再或是大陆自身面临的房贷危机、地方债问题及通缩风险，国际资本撤出中国，涌入其他新兴经济体，和当年选择投资中国时的动机，并无本质区别。

归根究柢，大陆需要思考，现阶段经济体制与市场环境的「比较优势」何在。就以被国际资本青睐的印度为例，虽然莫迪政府的民族主义倾向、落后的基建与低教育率，都是困扰发展的瓶颈。但印度具有的「跷跷板」优势，是大陆所欠缺。在「跷跷板」的一端，印度低廉的土地、劳动力和环境成本，可以大量接收中低端制造业，而在另一端，以英文为母语的印度裔科技菁英人才早已紧密镶嵌在欧美发达的创新集群中，双方的互补互信关系，远超过中国与西方。

简言之，「低水准自由」与「高水准人才」构成了印度竞争力「跷跷板」的两端，足以吸引欧美不断挹注资金和战略资源，使得目前国际社会对印度与中国大陆的经济前景，出现了「黄金交叉」。反观中国大陆，无论是北京中央政府，还是各级地方政府，近年来都努力用「监管式治理」改变过去「粗放型发展」，初衷其实是好的，本意是要打造「高水准自由」的现代经济体系，但具体落实过程还是陷入了「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

「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是大陆计划经济时期的周期性常态，1990年代进入市场经济后，虽有「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调侃，但当时中央鼓励地方政府以GDP锦标赛模式比拚经济成长，造就了中国经济起飞的奇迹。随着2008年后「国进民退」讨论出现，加之后来高压反贪腐、加强集权等因素，大陆的政府与市场关系重塑，行政主导思维下，无论是「管」还是「放」都回到原有怪圈。

例如，10年前大陆高层推动的「互联网+金融」，变成了只放不管，酿成后来的P2P金融风险，但反过来对房地产高压限价、紧缩信贷等政策，本意是防控楼市风险，却酿成更大的风险，以至于如今各地对居民购房「一放了之」，又造成楼价暴跌。上述问题不仅折射在个别领域，如疫情最后1年的封城与放开，也都陷入类似怪圈。

回归小政府强政府

北京早已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并在10年前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写出答案：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其中，前半句的表述非常清晰，「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本质就是产权保护，既包括《物权法》所规定的私有财产权，也包括智慧财产权以及稳定长久的土地使用权；但后半句「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中「更好」二字，亟待做出更清晰的界定，否则「更好」就会成为行政权力以「服务市场主体」为名，实则「违背市场规律」的代名词。

近年来国际社会对大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担忧，主要关切集中在「发展与安全」的问题上。事实上，大陆国安部日前发文澄清，不存在「重视安全高于重视发展」的说法，仍坚持「发展作为第一要务」，而北京领导人近期频密会晤欧美首脑、大陆对外宣布单方面免签政策，都在努力改善外交环境、巩固和提振国际社会信心，相信会带来正面效应。但最重要、最根本的，还是展开体制改革，重新激发市场的自由活力。

习近平视察上海后，国务院发布上海自贸区「制度型开放」总体方案。「制度型开放」的关键，在于扬弃「大政府、泛政府」传统观念，回归「小政府、强政府」的深化改革初衷，以制度形式确立市场经济环境中权力的边界，把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后半篇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