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宇程／那天你有话想说，但不敢开口……
▲今年是二二八事件70周年，这白色恐怖不仅还隐隐作痛，似乎仍发生在你我身边。（图／记者陈明仁摄／示意图）
文／谢宇程
我常觉得白色恐怖还没有过去，还在你我身边发生。只不过，恐怖的发起者已不是党政军特务。
前阵子认识一位军官，他不久前在欧美顶尖军校留学。和我聊天时非常热忱，对于现代军事课题有许多见解 （如网路战、金融战、贸易战等）。我们也谈到学校的军训课，都觉得军训课的观念、内容、教法都该现代化。尤其我们仍处于威胁之下，社会大众更需要有正确的，跟上时代的国防知识。我们聊得极有共识，约了一星期后再见面，细聊「现代化的军训教育」，并由我写一篇专栏文章，让社会更多人了解。
回家后不久，接到他的讯息，大意是：「非常抱歉，关于采访的邀请我答应得太过鲁莽，再三思考之后还是决定不要冒险。部内风气是棒打出头鸟，如果我对外发言，树大招风，可能让部内长官不悦。许多事该改，但还是等我若有朝一日坐上高位，再加以改变。」
第一时间我没有死心，不断提出让他愿意接受采访的可能性：「有没有管道可以申请长官核可？」有，但他不想冒险；「可不可能匿名受访？」嗯……他不想冒险。「如果不谈军训课的改革，改谈在国外军校学习的观察经验？」他还是不愿冒险。
好吧，那只好等待十几二十年，等这位军官升上高阶主管，如果又恰好主掌军训，再来调整课程吧。只不过，到时候他的长官就一定支持吗？社会就有共识吗？国防部还在吗？也许不见得。
自由社会......你确定吗？
这样的情况，我其实很熟悉。
二二八变国定假日了、二二八基金会成立了、白色恐怖进入教科书了、政治受难者家属得到怃恤了，政党轮替3次了，倡言清廉与改革的马英九、高举转型正义的民进党都执政过了。但在许多层面，我深认为社会还没有转型，也还远远谈不上正义。
我常常为工作进行采访，许多人愿意讲述经验，但都要求在刊出时匿名，或甚至婉拒让自己的见解公开刊出。我一次又一次的感受到，直至今日，要一个人公开讲出他真实经验和见解，仍是一件需要「担心害怕」的事。
他们害怕的，早就不是国民党、不是警备总部，也不是对岸共产党，而是身旁的同事、长官，甚至「网民」。
和许多人讨论公司的制度、风气、管理风格，只要是私下谈话，总有说不完的抱怨与见解。但若问：是否可以写成公开文章让社会了解？对方总有重重担忧，通常会要我匿名。尤其在重大公关事件发生时，我们也看得到大公司向员工下达「封口令」。
一位在乡下小学服务的老师，她亲眼看到资深老师仍对学生体罚，且对学生心理霸凌更是不在话下。她是一位年轻的非正式老师，因为不配合学校的「文化」，还被同事排挤对付。每天活压力与忿怒下，却不敢对外张扬，因为担心争取正式教师之路会受到封阻。
我原本以为，大学教授会有自由的空间发表言论，但事实也不是如此。如果事涉对体制、对学校管理的评论，即使是教授也会希望我在文中帮他改个姓，或是男性写成女性、北部学校写成中部学校等，总之，拒绝以本人身分表态。
常任文官得到法律保障终身工作权益，但却更怯于行使言论自由。无论蓝绿执政，高层向来禁止公务人员在脸书等私人空间议论政策事务，公开提出见解与主张更是大忌。我认识一个朋友在公务体系表现优异，短时间内屡受提拔。问他当公务员好不好？他只说：「就是拿退休薪俸，交换一辈子的身不由己。」
▲近日攀升全球畅销排行榜的国产游戏《返校》，其故事背景就是以1960年代台湾戒严时期的白色恐怖为主。（图／翻摄游戏画面）
白色恐怖「现代版」
每次听到这些担忧犹豫，我都非常能理解，因为大家真的怕，真的怕自己评论公司后被开除；怕自己得罪长官，日后升迁无望；怕自己评论学校，会被校长、主任、同事孤立，甚至透过行政与预算的方式报复。许多人更害怕「网民」，成千上万的「键盘侠」代表正义要惩罚他们看不顺眼的人。肉搜、起底、公布个资、半夜电话问候、脸书被辱骂文洗版，甚至波及亲友。
但我同时也觉得可惜和焦急。因为大家的担忧犹豫，让许多糟糕的现象、落后的制度、劣质的风气没有被摊在阳光底下检视，当然也就没有机会发生改变、构思解方。
现在，大家已经不怕警察、军人。尤其总统，更是可以每天被媒体、舆论、网友集体人格霸凌。但大家还是不敢用自己的身分讲出想法，还是不敢站出来推动组织和社会的改善。现在，造成恐怖的来源是：所有人。
我们已经骂倒了国民党、骂臭了蒋介石，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而「自由」。 我们并没有反省二二八与白色恐怖背后的真正思维逻辑：「当我不喜欢你的言论，当你的行为得罪我、威胁我，我将要动用一切手段对付你。」
外公年轻时是位军官，他曾经告诉我一个小故事：
撤退来台后2、3年，一些中级军官极度想念和担忧在家乡的家人，愈来愈焦急不耐，于是他们相互串连要联名上书给蒋介石，催促他尽快反攻。就在他们要集合签署文件的那天，在约定见面的会议室里被逮捕，当天立刻被处决，罪名是：共产党揪众阴谋反叛。
我外公一辈子也不明白，其中是否真有共产党？又是否真的会阴谋策动反叛？他只知道，其中许多军官是孤身来台，他们孤身死去，再也没有人诉说和平反他们的悲剧。
长久以来，有些人将二二八和白色恐怖被描述为「外省人对本省人的压迫」，或者「国民党对人民的压迫」。但我总觉得，二二八和白色恐怖更该被理解为「有权者对不同意见者的残害」，不该放大到特定族群。因为事实上，受害者里也有外省人、也有军人、也有文官、也有国民党员，如同有本省人和平民。所有受害者的共同点在于，他们有不同意见，让有权者觉得不悦，觉得受威胁。
▲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纪念公园里刻有年份的大石，纪录着跨时代的历史教训。（图／记者李毓康摄）
今日需要的「转型正义」
二二八、白色恐怖的时代，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那些握有政权与军权的人，可以对付他们的眼中钉。现在，「有权者」不是一个人、不是少数人，几乎是每一个人手中都有或大或小的资源 。无论是公司高层、企业主管、职场同事、千千万万的「键盘侠」，人人都有些让人难过的能耐。和当年的独裁者相比，也许血腥味淡些，也许不出人命，但追根究柢却有通同之处：「当我不同意你，当你威胁到我的价值观，我就打压你、折磨你，让你痛苦。」
长久以来，当我们将二二八、白色恐怖、转型正义等概念，全都模模糊糊的推导到：「打倒XXX！」，我们会发现斗争过后，社会并没有进步。国民党已倒，台湾也没更好，因为斗倒国民党的人、从集权者手中抢到权力的每个人，采用了和当年独裁者相同的思维与心态。
当「转型正义」仅是政治攻击的遁词，其实我们没有转型，也没有正义。当一个独裁者死了，我们身旁却冒出了千千万万的小警总，手握大大小小武器对准彼此。
今天，再对某人进行历史鞭尸，对某群人批斗清算，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要扩增社会中每个人的尊严和自由，仰赖每个人的自省与涵养。当彼此见解不同，我们可以辩论，但绝不羞辱；可以不支持，但绝不暗算与捅刀。
我们要珍惜那些提出反省意见的人，敬重在团体里的吹哨者；当有人为了促成整体的改善进步，愿意冒着风险说出不中听的话、做出革新的尝试，我们应该视之为英雄。这就是我们现今急切需要的「转型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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