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为什么能比较顺利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

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题:中央红军为什么能比较顺利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

清华娄思佳杨茹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面对50万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然而就在蒋介石准备发起总攻的前夕,中共中央机关和红军的五个主力军团却神秘地跳出了包围圈,突破蒋介石精心布置的三道封锁线,向西走上了长征之路。

第一道封锁线东南起于安远信丰,西北迄止赣州南康、大余间,以桃江为天然屏障,南北长约120公里,东西宽约50公里。

第二道封锁线设在粤北韶关仁化县。国民党军分南北两路,北路中央军薛岳率领吴奇伟周浑元2个纵队,共4个师追击,南路粤军,由余汉谋率领李振球叶肇李汉魂三个师堵截。

第三道封锁线设在湘南郴州宜章之间。

这前三道封锁线,国民党军都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经营,虽不能说是固若金汤,但打起来还是能坚持一下的。但红军为什么就能够比较顺利地突破了呢?

最根本的原因是实力。没有红军强大的战斗力作保证,恐怕一道封锁线也过不去。

此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中央红军在突围前夕,与广东军阀、国民党南昌行营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订立的抗日反蒋协定。

陈济棠主动和红军建立联系,源于他的生存危机,尤其是福建事变以来,他更是心急如焚。他早就看出蒋介石利用“围剿”红军之机,兼并异己。为了自保,也是基于民族大义,陈济棠开始与中国共产党进行试探性接触。

1934年7月,陈济棠派代表到苏区接洽,表示赞同中共在三个条件下共同抗日的主张,愿意通过谈判来协调双方关系。

红军转移在即,粤军主动与红军协商的态度,使周恩来、朱德中革军委领导同志,看到了与粤军订立某种协定的可能性。

朱德于9月底致信陈济棠,指出:“先生与贵部已申合作反蒋抗日之意,德等无不欢迎。”信中提出五项建议,并希望约定方式以利联络。随后,周恩来派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去寻乌同陈济棠代表杨幼敏黄质文进行谈判,并叮嘱他们“勇敢沉着,见机而作”。

经过三天艰苦谈判,反复磋商,最终达成了五项协议:一、就地停战;二、解除封锁;三、互通情报;四、红军可以在粤北设后方医院;五、可以互相借道,各从现在战线后退二十里。对于红军来说,这个协定来得恰如其时,最重要的是“借道”的承诺。

红军的战略转移基本不经过广东腹地。而陈济棠的核心是“红军不入粤”,所以才有了接下来的默契。

1934年10月21日,红军从赣城王母渡、信丰新田间西进,开始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第二天的中革军委电报中就出现了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部已总退却”的情况通报。虽然有个别地方进行了一些零星战斗,但强度不大。

通过第一道封锁线后,10月26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正与广东谈判让出西进道路,如粤军自愿撤退我军请勿追击指示》,同时指出:“这仅限于当其自愿撤退时,并绝不能因此而削弱警觉性及经常的战斗准备。”粤军将领后来的回忆文章中也提及:关于协议的事,不能向团长级别传达,但要明确要求:共产党不向我射击,不准开枪。

蒋介石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在湖南和广东交界地区。中革军委在电报中指出:封锁线北端的汝城在湖南境内,没有前进道路的可能;南端的城口已属于广东境内,这个道路已有初步保证。有了这个有利条件,红军于11月5日至8日,又较为顺利地突破了第二道封锁线。

国民党军设的第三道封锁线在湘南郴州、宜章之间。红军虽然是“轿子式”行军,没有灵活机动,但由于没有遭到国民党军大规模围追堵截,相对于蒋介石调动军队拦截,还是快了一些。红军乘势于11日到15日,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地区

事实上,红军能够突破国民党的封锁线,最重要最根本的还是靠实力。粤军和红军是老对手。它在与红军的交战中从来都是败多胜少,它对红军的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还是心有余悸的。军阀是最实际的。如果你没有实力,分分秒秒都会被吃掉。只有你有实力才需要谈,他有利益才有必要谈。

当然,长征中,处处是险境步步关生死。红军并没有在转移中,因为这个协定而丧失警惕。突破封锁线时,红军严阵以待,尤其是前锋后卫,都是以战斗姿态前进,没有任何松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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