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总统 在床上想国家大事不易睡着

何桡通先生访问纪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经国先生出院后，不会走路，也睡不着觉，常常找我过去聊天：「老太太、老太爷怎么样啊？」我说我妈妈也有失眠的问题，「喔！她也有喔！」我继续说：「吃药吃很多年了，我都限制她不要吃太多药。」为什么开刀前可以走路，开刀后却不能走路了？安眠药是个原因，经国先生的安眠药是金铿年时代就开的；第二个原因是总统的营养太差，我跟总统报告：「就我这段期间的观察，不客气地说，乞丐吃的都比你好一点。」我建议他多吃点肉、少吃甜食。

当时我并不知道，原来我跟经国先生的对话，都有侍从人员在监听。蒋孝勇平常就交代侍从人员，要好好监听医官跟他父亲的对话。王丰、翁元在他们的书里提到我，经国先生认为：「你（何桡通）管我的糖尿病，我管我自己吃的东西。」意思是我讲话得罪了经国先生。尽管如此，我跟官邸侍从人员后来都成为好朋友。

那段期间我下功夫查阅文献书籍，写了十页关于失眠的行为治疗方法呈给总统看，内容提到：如果失眠，在床上不要想事情，要去客厅想，有点想睡了再回床上，睡不着就再去客厅；准时起床、不赖床等，共十个行为，没有一个是好受的。理论上，失眠的人运用上述行为治疗即可，不必吃安眠药。经国先生还很高兴地跟周书楷说：「我现在不吃安眠药了，医官说的，可以不吃。」

有一次，经国先生半夜失眠，我说：「报告总统，在床上想国家大事可能不容易睡着。」总统说：「那床干什么用？」我说：「床只有两个用处：睡觉和做爱！这两件事不干的话就下床。」这句话被侍从人员听到，传到蒋孝勇耳里。

有天晚上，经国先生呼唤我，说他的脚很冷，我一摸，却是热的，这是典型的糖尿病并发症，影响了神经传导，其实不冷，但是病人感觉冷。我拿热水袋让经国先生用手摸一下，他说：「好烫！」我再请他用脚摸一下，他说：「没感觉。」

国外文献指出，这种影响神经的糖尿病并发症，五年死亡率为50％，通常是死于心肌梗塞。我跟蒋孝勇报告国外这篇文章，他认为应该由我带着文章去美国跟余南庚院士（总统医疗小组总顾问；美国罗彻斯特大学教授暨美国心脏学会理事长）报告，但最终没有成行。糖尿病没有什么药物，只能打胰岛素控制，病人要小心不要摔倒，不要破皮，尽量让病人保持肢体完整，不要到锯脚的地步，就这点而言，经国先生保养得不错。后来我指导陈涵栩发表一篇经典论文，显示糖尿病合并自律神经症患者的十年死亡率，约为10％；但若合并姿态性低血压，则会有高达30％的十年死亡率。

有天早上七点，我要交班前，在侍卫室跟周仲南侍卫长及马有敬副侍卫长一起吃稀饭、配花生馒头，忽然听到远方传来沙沙沙的声音，然后陆续听到侍从人员喊：「总统好！」侍卫室离寓所其实有段距离，总统走出寓所，怎么没人通报侍卫长？我们赶紧放下碗筷，出来敬礼，总统已经在门口了，他不是要来侍卫室，而是往大门方向走，我们一行人跟在后面，不知所措，最后经国先生讲了一句：「好臭！」因为七海寓所外面是基隆河，散发臭味。基隆河的堤防是后来才盖的，当年没有堤防。隔天上班，侍卫长说昨天开了检讨会，结论是「何医官要负责。」为什么？「因为总统会走路了，你怎么不告诉我们！」我说我也不知道他会走路，只能推测，可能是停掉安眠药，再加上营养变好，所以经国先生会走路了。

其实，总统每个动作，侍从人员都有代码，譬如1156是去理发。可是「走路」没有代码，每个人看到总统只能立正喊：「总统好！」然后就不能动了，无法传递讯息到侍卫室，侍卫长说：「这是我们系统的缺点！」

我在官邸，什么医学实验都不能做，只能每天在心里构思，将来离开官邸，我要做什么研究？当时我考虑使用心电图和电脑运算来研究自律神经，不过实际上后来用了别的方法。

在七海官邸待了大半年，有天丁农突然跟我说：「以后不用再去了。」我松了一口气，但实在不知道要我离开的原因。我曾经跟侍卫长打听，他也不知道原因。我猜想，或许我揹了什么黑锅也说不定。我只能揣测，当年我把经国先生的安眠药停了，或许是他又想吃安眠药，所以不要我当医官。从我离开经国先生医疗团队的事情，隐约可以感觉有人对我有所顾忌，也许是拿我爱喝酒的习惯为由，把我调走。但对我的离开，很多人很惊讶，我跟侍从人员都是好朋友，据说我离开后，蒋孝勇曾经问他父亲：「国防医学院第一名毕业的何桡通，最近好像很少来？」言下之意，蒋孝勇对我似乎有所期待。

原本姜必宁在医疗团队中比较沉默，没有什么发言权，当我退出官邸、丁农卸下内科部主任后，姜必宁取得医疗团队主导权，直到1988年蒋经国总统逝世。（三之二；摘自《何桡通先生访问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