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申报 只防君子
台中高分院法官胡景彬因涉贪渎，遭特侦组起诉并向法院求处重刑，只是检方所查得的不明财产已超过上亿，则其贪渎行径肯定行之有年，但为何至现今才被察觉？这是否代表现有的防贪机制，尤其是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已形同虚根据公务人员财产申报法第3条，不仅现任公务员于每年必须定期申报，于卸任或离职后，亦须为财产申报。至于申报对象，则依据公务员等级，分别向监察院或政风机构为之。而依据此法第12条，只要财产申报不实或隐匿，即可处以行政罚锾。惟由于公务员的人数众多，以现行受理申报机关的人力与资源，根本无法一一为查核，而只能为极小比例的抽查，难免让人产生侥幸心理。
又即便为查核，在发现财产异常变动或有隐匿之情事时，虽依《公务人员财产申报法》第12条第2项，监察院与政风机构虽可要求公务员为说明，但公务员不为或无法合理说明的惩罚效果，不过是处以行政罚。况且，没有人会笨到将不法所得为申报，而是如胡景彬般，将此等资产隐藏于其小老婆或人头之下，若不能进一步为调查，仅以区区数十万的罚锾了事，与其贪渎所得相比，就显得不成比例，致难有任何吓阻效果。又不管是监察院，还是政风机构，皆不具有司法调查权，故即便疑有公务员财产与薪资不相称的情事，也仅能被动的将之移送给调查局或廉政署，致丧失贪渎防治的先机。
所以，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虽已实施多年，却也因漏洞百出，而难有防贪之效，致等同是公务员的道德义务。而虽然我国在《贪污治罪条例》第6条之1，也有所谓公务员财产来源不明罪之处罚，惟此罪是以公务员涉有贪污或利用职务上之权力、机会或方法而犯刑法之罪为适用前提。这也代表，要求公务员说明财产来源的时点，乃在贪渎或其他罪行已经爆发后，则此罪所欲达成的防贪功效，显也难于达成。
更糟的是，公务员无法说明来源的财产，有很大的可能是来自于其他贪污所得，则在受贿罪的法定刑动辄为七年起跳，甚至是无期徒刑，而财产来源不明罪最高仅为五年下，此罪的存在，不啻已成为贪渎者逃脱重罪制裁的保护伞。甚且此罪乃于2009年所增订，并在2011年，才将法定刑从最高三年提升至五年，则如胡景彬之情况，就算被查得有超过上亿的不明资产，基于不溯既往原则，能适用此罪并加以没收者，恐相当有限。若果如此，则司法程序反意外成为将黑钱洗净之管道，实显得讽刺。
总之，欲让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具有防贪实效，除得赋予受理申报机关有调取相关资料的权限外，关于公务员财产来源不明罪里，要求公务员说明财产异常的主体，也不应仅限于检察官，而须扩及至廉政官，甚至是处于防贪第一线的政风人员，以来使财产申报更具有防贪的效果。而针对某些位居高位、对重大采购案具有决策权的公务员及司法人员，肃贪机关更应积极、主动调查其财产变动是否有异状。若不如此，则关于财产申报制度，就只能继续防君子、而不防小人。
●作者吴景钦，博，真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ET论坛欢迎更多参与，投稿请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