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林肯废奴看死刑释宪

（图／本报系资料照）

死刑释宪引发社会瞩目，不能说正反双方的见解有所不足，而是从更上位角度来看，在社会秩序与正义难以完全有效兼顾之际，将死刑制度的对错直接交由司法机关决定，既是不道德也不具实质正当性。

质言之，大法官设立目的是为解释宪法及统一解释法律与命令之事项；当释宪标的超出法律判断对错范围，俨然具高度政治性与造成社会价值倾斜可能时，司法权实应「自我限缩」解释权限，让政治事件交由政治处理。早在《释字328号》解释文中，大法官就曾以「重大政治问题」为由，指明固有疆域不应由释宪机关解释，进而不予解释。

根据刘宏恩《司法违宪审查与「政治问题」大法官会议释字三二八号评析》一文，即指出司法权行使之应有界限；对于「政治问题」或「统治行为」法院之所以不加审查，乃是因其属于司法权行使范围之限界外。又，美国学者M.F.Weston认为，政治问题之判决乃系宪法中三权分立原则解释之结果；「司法问题」是主权者委由法院判断之问题，而「政治问题」则是主权者委由政治部门判断之问题。

再者，法治国家之司法权必须「依法裁判」。在宪法裁判上，若欠缺法规范的场合即无「法的问题」，而是「政治的问题」。

法院对高度政治性之具体个案，应审慎衡量介入审查之后果与介入审查必要。举凡对社会重大影响、法院欠缺专业能力、法院本身并无执行能力、介入审查对法院公信力之影响、公共利益等因素，皆为法院所必须斟酌。

司法足以与行政、立法部门抗衡的主要资本，在于民众支持以及超然独立立场下之尊严与公信力；倘若司法扩大其裁判权限到此等高度政治性事项，因而卷入政治漩涡，或者判决不获尊重、无法执行，徒然耗损资本、伤害自己而已。

因此，司法权就死刑废立一事实应保持更为中立的态度。一则当前大法官的权力来源乃源于较旧的民意所间接投票而来，而较新民意的国会多数并不认同当下进行决定死刑合宪与否的时机，且最新民意也多呈现民众反对废死为多数。

二则大法官须认知到死宪合宪在本质上是高度政治性问题，不解释为合宪便罢，一旦解释为违宪恐将颠覆现时政治、社会甚至冲击教育道德、文化等普遍性价值观。

对此，大法官根本无法事前因应与提出化解，而将解释后造成的社会问题交由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去因应，显然是政治道德不足，更凸显违反司法权在权力分立界线上的初衷。

台湾死刑废立一事，应可借照美国林肯总统对于「蓄奴」对错与否的处理态度。

自诩民主如美国，在立国之初尚要就建立联邦与完全解放人民自由二者间做出妥协。将处理蓄奴的合法性延后是不得不的决定。而林肯即便也反对奴隶制，但他亦认知到建国先贤容许奴隶制存在有其历史性与必要性，而选择在其自然消失前，予以圈限在现有范围内予以容忍，从而并不积极质疑宪法及相关法律赋予奴隶制的合宪性，直到面临国家分裂危机为止。

与现今台湾死刑释宪可反映的对照是，在南北战争展开之际，林肯在一场阻止国家分裂的重大演讲说道：「宪法中哪项规定的权利被否定了？」、「并非不尊重最高法院，而是就算是最高法院也永远不可能凌驾全体美国人民这个『至高法院』的裁决」。

大法官应可从美国对于奴隶制的对错与处理时间点，以及林肯那一番「至高法院」的谈话中，找到对于死刑合宪与否的最佳处置方式。不予解释则提供了处置此事的完整理由。（作者为自由撰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