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否定民意 逃死判决袭来

（图／本报系资料照）

纵火害8名家人丧命的陈彦翔，一审判死，二审改判无期徒刑，这是宪法法庭作出113年宪判字第8号死刑释宪判决后，首起改判逃死的案件。不久前，杀害师铎奖女教师的刘志明，五度依强盗杀人罪被判死刑，最高法院引用宪判内容，驳回上诉「维持」无期徒刑定谳。令人不禁要问，「大法官的决定，可否凌驾民主程序替人民进行价值选择？」

所谓价值判断，是该本于大法官的学识、良心、政党倾向，还是多数民意？宪法判决与我们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就像死刑宪判作出来后，直接让五度被判死的杀人凶手，无期徒刑确定一样，即便大多数人民反对废死，宪法判决依然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替所有人做了一次价值选择。但谁能回答，当宪法判决本身可能逾越了宪法预设的价值秩序时，该怎么处理？

国家权力必须被制衡，不因任何政党执政而有不同，国会改革本来也是民进党在野时的强力主张，怎料昨是今非。当行政权想方设法遮掩真相，人民如何基于正确的事实认识，选贤与能？在国会改革的宪法判决中，大法官只告诉我们权力机关应彼此尊重，看起来，似乎再怎么尊重都不为过，但大法官却忘了告诉我们，如果行政就是不尊重立法，该怎么处里？人民是不是只能被动等待下一次选举，才能真正当一天国家的主人？

我们的大法官似乎罔顾政治现实，用宪判为我们勾勒一个美好，但却不存在的政治乌托邦，权力分立也因此形骸化。

依据宪法第78条，司法院有统一解释法律及命令之权，并没有创造法律的权力。但从要求判处死刑必须一致决这件事，我们看到大法官摇身成为立法者。从功能论的角度，国家事务须依据「功能最适」观点来分配，而立法院具有广泛讨论，形成社会共识的特性，故适合制订约束全国人民的法律。

死刑本就涉及高度价值判断，如今却由没有民意基础的大法官透过宪法判决，形同下圣谕一般，用宪法判决来造法，甚至利用正当法律程序偷渡废死理念。姑且抽离事件本身，这种无视多数民意的态度，岂非权力的傲慢？

关于司法抗多数决困境，前大法官黄昭元曾为文举例：「如果我们不能想像有15个贵族，可以决定我们国家所有的事情，为什么我们可以接受15位大法官，不受民意定期改选的监督，却可以否定人民的自我决定？」

大法官过往在政治问题上多采保守立场，就是因为司法抗多数决困境，让大法官有意识的自我节制权力。但如今，不论具有高度价值判断的死刑，或包装成法律问题的政治争议，大法官都卷起袖子掺和其中。看到这么勇于任事的大法官，人民真不知该喜还是该悲。（作者为立法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