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疆大吏治港 陆展现新思维

香港经济面对极大的内外挑战,短期内难以乐观。(中新社

中共中央政治会议全国政协主席秘书长夏宝龙,以副国级之尊兼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图为夏宝龙资料图片。(中新社)

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中新社资料照片)

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全国政协副主席、秘书长夏宝龙,以副国级之尊接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距离骆惠宁接任香港中联办主任才一个多月时间。

两位昔日的封疆大吏,先后入主港澳系统,代表北京治港工作已经有新的思维,显然是要借助他们过去的治理经验,来梳理「高度自治」的香港问题

夏宝龙、骆惠宁 资历

多维报导,夏宝龙1952年出生,仕途已近50年,从共青团天津市河西区与河西区街道办等基层机构起步,担任过区长、区委书记、天津市常务副市长、浙江省委副书记等实职,兼任过浙江政法委书记,主管公检法。后来获擢升浙江省长、省委书记,成为封疆大吏。任职过的天津、浙江,均属于经济发达、政治地位相对较高的省市

骆惠宁则出生于1954年,曾在安徽省经贸委工作,历经省外经贸厅副厅长、省政府办公厅主任、巢湖地委书记、省委宣传部长等不同岗位,经验丰富,熟悉体制,逐步晋升为部级的省委常委,后来又以省委书记的身分主政青海、山西。他2016年调任山西省委书记时,正值山西官场塌方式腐败的重塑阶段,显见他能获北京充分信任去收拾残局。后任山西省委书记楼阳生评价骆惠宁,「正值山西政治生态在治乱中奋力治本、经济发展在下行中奋力前行的关键时期,为山西改革发展稳定倾注了大量心血。」

夏宝龙和骆惠宁皆是封疆大吏出身,属于典型的政治干部。这类官员具有丰富的地方治理经验,另一方面政治资历深,地位高,实际能够掌握、协调的资源高于寻常的正部级官员。

重要省分 主政者地位高

大陆现行政治体制,虽然省委书记、省长和部委主官都是正部级,但不同省之间、省与部委之间、部委之间还是存在区别。比如人口大省、经济大省或具有战略意义事关国家大局的省分,其主政者地位通常都会高于一般省分,像浙江省、山东省主政者,其地位必然高于宁夏、甘肃。

过去的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同属正部级,但地位明显低于外交部长财政部长商务部长。而夏宝龙和骆惠宁,一个是曾执掌经济大省浙江省的省委书记,现又是副国家级领导人,另一个是曾执掌两个省的省委书记,由他们两位老将入主港澳系统,直接提升港澳系统在中国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和能量。

「一国两制」的香港,在定义中是「高度自治」而不是「完全自治」,必须充分认识到,香港毕竟是北京管辖的特别行政区,北京有责任管理好香港,为其长远的发展出谋画策,才能让「一国两制」生机勃然,让「一国两制」成功实践。而香港的繁荣稳定不是毫无作为就可以保持,无为而治并不是什么都不做。

去年以来的香港困境,从占中、旺角骚乱到修例风波港人怨气和不满,来自于过去一些年治港工作缺乏作为,以放任为之的消极态度来对待,才导致港英时期遗留下来的结构性矛盾不断累积,让香港社会变成火药桶

高度自治 不是完全自治

北京要落实「高度自治」的同时,也有效治理香港,就要把「懂政治」的官员放到重要位置,从政治角度来处理香港问题。由于修例风波的教训,以去年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为节点,可以看到北京治港政策正在发生方向性转变。让夏宝龙、骆惠宁这样的老将出马,正是这一政策变化在人事层面的体现。

夏宝龙、骆惠宁皆有数十年地方工作经验,相对比较擅长治理。他们主政重要省市时,要与辖区几千万人民打交道,平衡各种利益群体的关系,又要处理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要协调好经济增长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之间的内在张力

必须承认,在中国现行政治体制下,地方大员才是国家的主要治理者,相对擅长从宏观、整体层面思考和处理问题。而这些特征,对于政府认受性严重不足、社会撕裂、深陷「小政府、大市场」迷思、贫富悬殊、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陷入瓶颈的香港来说,具有积极意义。只是,香港各种深层次问题积弊日深,以及各种外国势力交相牵扯,夏、骆两人能否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处理好香港事务,还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