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吏治的法治标准
提升吏治该采取什么样的法治标准？长官的指令违法时，下属该如何反应？该如何拒绝离职的长官利用过往的政治势力关说？
报载考试院研议修改《公务员服务法》的两项基本规定，一是第2条：「长官就其监督范围以内所发命令，属官有服从之义务。但属官对于长官所发命令，如有意见，得随时陈述。」修法草案拟明订，公务员认为长官的命令违法，应负报告义务；长官如果自认命令并未违法，而以书面署名下达时，公务员就应服从，因此所生之法律责任即由该长官负担；但其命令若已违反刑事法律者，公务员并无服从的义务。如果长官并非以书面署名下达命令，公务员可以要求书面署名；长官如加拒绝，则视为撤回命令，下属即不须遵从。如此修法，将是法律优位原则的具体展现，很得法治国家大步向前的旨趣。
宪法规定，命令不得违反法律；违法的命令无效。无效的命令下属自即无须服从。此事说着容易，但依现行规定，下属虽然可以陈述其对长官命令的意见，但是否就不必服从其违法的命令，规定并不明确。法律优位的原则可能大打折扣。
拟议中的修法，则是基于法律优位原则，直接加课公务员优先遵从法律的义务，要求下属有义务向长官报告其意见，对长官的违法命令表明态度；而不只是「得」随时陈述其意见而已。其中重点在于，下属明言其意见，乃是解除其违法责任的前提条件；不明言其意见，就是未尽法律义务，就不得免责。
或许有人会问，这样会不会影响行政的指挥作用？然则法治国家原就是以政府施政不得违法为优先的追求，行政效率不能是违法的理由。这次修法草案明订了公务员如何避免违法责任的程序安排，大幅提升政府守法的要求，令人耳目一新。
另一项修正，则是针对同法第14-1条的规定：「公务员于其离职后3年内，不得担任与其离职前5年内之职务直接相关之营利事业董事、监察人、经理、执行业务之股东或顾问。」一般称之为旋转门条款。
旋转门条款的法理非无争议，12年前大法官曾经解释，此一规定限制公务员选择职业自由，是为了「维护公务员公正廉明之重要公益」，其目的正当；「有助于避免利益冲突或利益输送之情形」，而「公务员对此限制并非无法预见而不能预作准备」，此种主观条件的限制尚非过当，与目的达成间具实质关联性，乃为保护重要公益所必要，并未抵触宪法第23条之规定，与宪法保障人民工作权之意旨尚无违背。解释也指出，此项规定以「职务禁止」的方式加设限制，宜由立法机关妥为检讨。
现在考试院研议修法，在特定职务禁止的规定之外，也加设「特定行为禁止」的规定，拟禁止任何公务员在离职后2年内都不得就离职前3年之职掌向原单位从事游说的工作，其实是更符量身裁衣要求的精准规定。但也因缩短了职务禁止的限制期间，出现了一些批评。
考试院修法的用意是在使用更为精确的方法提高吏治的法治标准，不失为进步的作为；只是社会对于吏治的品质显然并不满意，自然就使用了更高的标准加以检验。
其实，用法治手段提升吏治，政府还有个长期的盲点存在。追求高标准法治的政府，在各级机关都普遍缺乏专业且受律师伦理规范约束的政府律师，协助确保日常施政都能遵循法治，终究是个不足。如何适时引进政府律师制度，应是提升吏治的法治标准时，值得仔细规画的配套措施。（作者为东吴大学法研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