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任吏治沉沦 现今政府之耻

（图／本报系资料照片）

3月底美国政府公布最新年度人权报告，关切台湾官员贪污事件频传；同时间，我立法院爆出蔡政府执政后放宽遴派规定，致财团法人和公民营事业官派董事长、董监事等逾65岁者多达240人。而今，又发生台铁太鲁阁号出轨造成51人死亡、100多受伤的重大惨剧，距离上次普悠玛号翻覆事件近2年半时间，不仅台铁改革看不到成效，且台铁局长距今悬缺多时，事件发生无人扛责。对蔡政府破坏体制、纵容吏治败坏，能不令人不胜唏嘘！

公务员日常处理的是有关众人之事，人民对公务员必须清廉、尽责，相对有较高期许，在我国公务员除须通过国家考试、遵守一般法律，另要受到司法和行政两方面相关法律的约束。而对于政务官，因负责政策性决策，还必须为政策失败多承担一份政治责任。

远者1977年蒋彦士任教育部长，发生苏澳港翻船事件导致32名大学师生死亡，因而引咎辞职。近有2009年发生八八风灾，因救灾等引发政治风波，刘兆玄率内阁总辞，这都是扛起政治责任的典范。但到了蔡政府执政，我们看到的多是政务官恋栈职位，无人勇于负起政治责任。例如外交部长断交5个邦交国，依然尸位素餐。2018年燕子台风重创日本关西机场，引发滞留当地台湾旅客不满，驻大阪办事处处长苏启诚因责任心重轻生身亡，我驻日大使谢长廷竟说「大阪不属于我」，厚颜撇清责任。此次，发生如此重大死伤，蔡政府仍将无人为政治责任下台吗？

至于廉政方面。中研院前院长翁启惠2017年因浩鼎案遭监察院弹劾，公务人员惩戒委员会和法院都曾认定他财产申报不实。去年监委换届，蔡英文总统掌控全监察院。翁启惠趁机向监院陈情，日前该院居然破天荒逆转改认定渠未违反《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立即引发社会舆论哗然。其实，在蔡政府执政下，司法、监察等五权为政治服务不行公义已是司空见惯。

2007年陈水扁尚执政时，蔡英文和时任中研院长的翁启惠、中研院士并为国科会主委的陈建仁等，不循行政程序将《生技新药发展条例》草案经行政院转送立法院审议，反私下将该条例请托立法院长王金平，直接在立院飙速通过。

该条例加头加尾虽仅13条，但包含两大图利重点，一是提供生技新药产业超高租税优惠，例如投资生技新药公司的股东可就其投资额20%抵减营利事业所得税，以及生技新药公司研发与人才培训支出的35%可以抵减营所税，这些待遇皆是其他高科技产业包括半导体所望尘莫及。

另一特点是破坏公务员体制，排除《公务员服务法》第13条公务员为公司股东时其所持股份总额不得超过公司股本10%之规定，新创生技新药公司其主要技术提供者若是政府研究机构研究人员，该等人员可以持有公司创立时10%以上股权，且没有上限，并得担任创办人、董事等。该等突破一看便知是为特定机关、特定企业甚至是特定人量身订制。过去社会痛恨官商勾结，自此是官商不分。

除了毁法乱政，2016年蔡英文数次引用「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训勉其党代表和党内立委，但甫执政就露出其司马昭之心，迫不及待废除最高法院检察署特别侦查组；特侦组是陈水扁总统任内成立，专责侦办总统、副总统、立法委员等中央政府高层官员贪污或重大经济舞弊案，于是法律成了没有牙齿的老虎。徒法不足以自行，贪腐大门因此大开，官员上下交征利。

清朝戴远山说：「官到能贫乃是清」，现今国民所得提高，公务员待遇已足以养廉，贪官墨吏却更为横行，政务官不为政治责任负责。顾亭林先生说：「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放任吏治败坏，更是现今政府之耻。

（作者为中华大学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