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平台－碳捕捉、碳移除与碳权对企业构成挑战

图／美联社

在2050净零碳排的国际大趋势下，企业脱碳已是必行之路。目前国际间的主流脱碳选项，包括碳捕捉与封存法（CDR）、二氧化碳移除法（CCS）以及碳权（carbon credit）等。以下笔者将就这几类方案在协助企业实现脱碳目标时可能面临的局限进行探讨。

碳捕捉与封存法的部署落后 对生态系也会造成压力

根据《全球碳移除报告》（State of Carbon Dioxide Removal；2023），在目前实现的每年20亿吨CDR中，绝大多数是透过土地管理实现的，只有一小部分来自技术型解决方案。然而，为了避免气候变迁造成政府间气候变迁专门委员会（IPCC）不久前在其第六次评估报告（AR6）中所提出的最严重影响，CDR的使用必须大幅增加（无论是自然或技术型），方有可能支持将气温升幅限制在摄氏2度的情境。而在CCS方面，根据全球CCS研究所在2022年发布的报告，2021年CCS的年度二氧化碳封存量虽已达到3,700万吨，且一系列专案可开发约1.5亿吨二氧化碳的封存能力，然而此一封存量却仅占IPCC、国际能源总署（IEA）与绿化金融系统网络（NGFS）预计的更积极脱碳情境所需总量（每年30亿至80亿吨）的一小部分。IPCC也在其2022的报告中指出，CCS的部署进度已落后于满足摄氏2度情境所需的预期。

二氧化碳移除法更永续 但技术成熟度待提升

一般认为，CCS方案会比「自然为本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NbS，为一种以自然方式减排的CDR）更加永续，意即只要管理得当，CCS就不易受到二氧化碳意外泄漏的影响。

与NbS相较，CCS方案除了在监测与确定碳储存量方面较为容易外，亦有研究估计，CCS具备的总储存容量足以因应数十年的碳排，不像NbS可能面临可供使用土地面积的限制。然而， CCS虽然已在石油与天然气等部分产业运作，但与造林或林地复育相较，CCS的技术成熟度仍普遍落后，且成本亦较不确定，以致于储存容量的多寡便成为在选择减碳方案时的主要考量。至于技术型CDR，尤其是「直接空气碳捕捉与封存」（DACCS）则尚处在早期开发阶段，因此未来仍有诸多科技与经济面的挑战有待克服。

此外，CDR与CCS恐将产生其它环境问题。NbS与碳捕捉技术的部署可能会为生态系统增加压力。IPCC在其一份评估中认为，NbS可能会带来更大范围的负面影响。例如，树种多样性不足和植被覆盖率低的热带草原对于水和养分的需求即会增加，进而为生态系中的其他型态生物带来压力。长期来看，NbS还可能容易受到气候危害（如野火或干旱）等永久性风险影响。而CCS资产通常亟需要水，因此可能也会为缺水地区带来压力。

碳权的成本风险偏高 平添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

至于选择仰赖碳权的企业也可能面临成本风险，特别是品质较高的碳移除专案。自愿性碳交易市场（voluntary carbon market；VCM）将会如何发展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虽然目前所有碳权类型的平均价格似乎较低，因此可能比其他选项更具吸引力，然而Trove Research在其2021年的一份研究中估计，2030年之前，碳权价格可能介于每吨二氧化碳25至100美元之间不等。不同类型碳权之间也可能存在成本差异。

例如，根据标普全球商品洞见（S&P Commodity Insights）的数据，2022年经由自然为本移除途径取得之碳权（nature-based removal credits）的日均交易价格，为以避免碳排取得之碳权（avoidance-based credits）的两倍以上。这种宽阔的成本范围为可能计划使用碳权作为长期脱碳策略的部分企业带来不确定性。

展望未来十年，预计全球的主要碳排企业将更频繁地讨论并揭露其脱碳计划。目前，对于欲实现自身脱碳目标，或希望降低与强制性碳市场相关之碳税或成本风险的企业而言，与所有前述脱碳选项相关的潜在成本仍存在相当高的不确定性。不过，随着政策环境改变，可供企业寻求的解决方案势必将更为广泛且多元。与此同时，笔者相信国家政策与财务支持将会日臻完备，可望为企业在处理碳排问题方面给予更清晰的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