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安法效应 「中华民国」在香港褪色中
曾任香港光华新闻文化中心主任的平路（左），任内推动「台湾月」活动。（平路提供）
1949年那个国共内战最激烈的年代，随着国民党全面转进台湾的同时，「中华民国」也随着败逃的老兵意外地在香港「扎根」继而成长，70几个寒暑过去，随着老兵凋零，《香港国安法》实施后，北京对香港的掌控日益紧缩，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隐隐然地不再满飘香江街头，「中华民国在香港」也正在一点一滴褪色中。
不少台湾民众对中华民国在香港的想像，几乎都来自90年代的香港电影。事实上，现实生活中香港确实存在诸多中华民国元素，除了孙中山史迹径、红楼纪念碑这类历史景点，过去7、80年代位于香港新界西贡区的「调景岭」，更曾被誉为「小台湾」，当地街头随处可见中华民国国号与国旗飘扬。
中华民国从历史脉络到政治认同等面向，都曾在香港过往历史中写下戏剧性一笔。但近年北京插手修改香港教科书，近日更在试图抹去教科书中「中华民国」或「中华民国政府」等相关字眼。香港某个程度上可说是，孙中山推翻清朝，创建中华民国的革命滥觞之地，但讽刺的是，如今中华民国却越来越难在香港找到容身之地。
前驻港代表郑安国回忆，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大陆前，基本上港英政府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中华民国国号与国旗几乎都不会禁止，像1996年时当时还有很多香港重要的政商界人士都来参加双十国庆酒会。
郑安国称，即便是97之后，仍有一些亲民国派的团体会在天桥、路边挂中华民国国旗，但当时我方举行的双十庆祝活动已不能公开在户外，只能在室内举办，且以往的「庆祝中华民国」等字眼也只能替换成「庆祝辛亥革命」。
不过，这样的情况在历经《香港国安法》实施后，「中华民国」更宛如禁忌之语；甚至位于香港红楼的孙中山纪念碑，这个堪称香港最具中华民国味的所在地，其相关碑文也传出遭到破坏，包括我三任驻港代表郑安国、鲍正钢及杨家骏所提写的碑记都难逃一劫。
「这形同是中华民国第二次出走到台湾了」，国民党港澳总支部主委张立强感叹，这是《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的后续效应，过去双十国庆、可以挂中华民国旗，中华民国标语到红楼去庆祝，如今都已不可能。
张立强也坦言，去年部分香港亲民国派团体想要庆祝双十活动，但不少香港饭店业者碍于政治敏感，大多不愿出借，对比过往热闹庆祝的场面，不免让人嘘唏。
从政治认同的角度来看，无论是老兵或老侨凋零的客观事实，抑或是北京主观强行抹除「中华民国」存在痕迹，中华民国在香港的消逝似乎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1949年出生，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张立强称，坦白讲，老一辈的香港人都很认同中华民国。尤其49年时很多人都从大陆跑出来在香港落脚，所以从情感上来说对中华民国都有一定「亲近性」。
国民党大陆事务部主任左正东则认为，香港跟中华民国、国民党关系非常密切，是孙中山革命的发源地，很多起义在香港策画。事实上，1954年至1971年之间，台港也有共组代表队参加国际性赛事。虽然是民间性质，但也传承中华民国政府跟香港不只是法律性连结，还包括社会性的连带。
左正东坦言，因为本来在香港你可以看到亲民国派跟支持大陆的人，可以和平共处，大家可以表现自己各自的认同，但现在港府的做法，把认同限定于1949年之后的国家叙事，这样就少了一个两岸缓冲阀，也少了一个亲民国派跟支持大陆派的和平共处的实验田。
不过，一定程度来说，眼下再去追问「中华民国」究竟在香港叙事中占有多大比重，可能已无太多实质意义，反而是在中华民国与香港的连结被切割下，如何继续谱写「中华民国在香港」的未来故事图像，可能更值得思考。
曾派驻香港7年，担任香港光华新闻文化中心主任的平路观察，老侨对中华民国有一种忠心感，但这种对中华民国的情感几乎是冻结在1949年的分野，那是一种非常概念性的意象，很模糊的符号，某个意义上是左派中国跟右派中国的分野。但如今这只是存在很少部分的香港人想法。坦白说，「中华民国」并不存在于多数香港民众的日常，不是其生活的一部分。
一如平路所言，用文化与艺术书写中华民国在香港的故事；「我始终相信从人的角度出发，你要先理解香港人，才有可能真的召唤普罗的香港大众，也唯有如此香港人才有可能真实的理解当前的「中华民国」，故事也才有可能继续书写。」
「文化外交其实比政治外交更有效用」，平路表示，老一辈对中华民国后来怎么样他是不会一直去follow，那就是一个符号的概念，更何况对中华民国有过历史情感的香港人，其实年纪也都大了；如果透过文化艺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交流，对年轻一代的港人来说，这才是真实的接触「中华民国」，而不是只是符号想像。
当中华民国在香港的「政治之路」日益崎岖当下，与其忿忿不平一味想与对岸争高下，我方政府或可转念另辟新路，让文化成为维系中华民国与香港的纽带，重新找到经营香港事务的新空间，「中华民国在香港」也才不会成为真正的往事。
就像张立强所说那样，「我们为什么要支持中华民国，就是因为中华民国从来没有放弃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