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1922与国军（赖荣伟）

蔡英文总统在国家口罩队结束任务后，前往后备指挥部表扬支援官兵，而国防部继快筛国家队后。又成立1922国家队。（本报资料照片）

国防部不仅受命派员支援「快筛国家队」生产新冠肺炎快筛剂；国防部长面对立委质询时也证实，国防部受命动员千名有大专学历、电脑专长、EQ高「耐骂不回嘴」的军士官成立「1922国家队」专线接听电话，为期2个月。

其实，国家安全的概念早包括非传统安全，不仅传染病威胁，环境安全的诸多威胁已让国军协助救灾的角色，从被动接受申请、支援转变为主动、协调执行。制度运作上，法源于《国防法》中涉及人民生命、人民安全以及全民国防等条文、《灾害防救法》（第31条、第34条）、《国军协助灾害防救办法》以及此次动员支援「快筛国家队」与「1922国家队」的《传染病防治法》（第17条）。制度运作看起来合理且行之有年，但并非无争议。

首先，影响战训本务。救灾与防疫支援常态化时，必然影响军队的训练。此等工作必然带来超前部署、预置兵力等，资源错位与浪费之质疑不会没有。支援也将打乱军队日常工作与作息，人员事后加班处理，若加上支援频繁与时间一长，恐导致军心涣散与军纪变差。

军队非救灾与防疫的法定或权责单位，本不宜扮演主导角色或浮滥参与甚或取代相关公部门原有职责。若政府过分依赖国军参与，相关部门职责与能力将因此麻痹、怠惰而荒疏，不符专业分工之运作原则，同时亦会影响国军建军任务与训练成效。

再者，经费使用的争议。针对防救灾以及防疫支援，国军必在受命后动员人力与物力，经费支出必由年度国防预算项下检讨支应，恐有排挤它项预算之争议，比如国军武器装备的维护与检修等。国军甚而被视为低廉或免费资源，在军方几乎全數吸收支出的情况下，容易形成政府怠惰，甚而产生「反正不是我的钱」的资源浪费情形。运用国军本就是一个高成本的救急方案。军方以作战为首要，天灾、疫情与战争所面对的敌人虽不同，但所遭逢的危害情境却相同，若有万一，国防出现真空将牵连整个国家与社会秩序瓦解。

最后，资源及专业的争议。作战专业本就与防救灾、防疫专业不同。国军可提供必要支援，但国军主要能量在于军事任务。因此，国军虽有超强的动员能力，但其人员、训练与装备与防救灾、疫情防治等条件并不符合，换言之，支援过程可能出现高成本、低效率的情况，暴露在高危险情境下，所带来的人物损失、心理恐慌，更造成军心涣散、军纪恶化，影响国防与社会。若在军队日常训练强化防救灾、防疫能量，又恐有「本末倒置」之争议。如何权衡、合作与分际，实宜政府与社会一起对话与思索。

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一时松懈恐会导致未来难以扭转之遗憾，尤其当前台湾海峡又被视为世界大战的热区。长年无战事，整军备战之努力易被外界所忽视，但救灾与防疫绩效却可立即明显亦见，赢来政治高层与外界之关爱，也赢得奖励与晋升，惟环境文化若形塑于此，国军将忽视作战本务。（作者为龙华科技大学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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