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从七一讲话看两制台湾方案（陈勤浩）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前中）及夫人彭丽媛（前右）7月1日结束香港行程，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向送行学生致谢。旁为新任行政长官李家超（前左）。（摘自港府新闻公报）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一国两制」是经过实践反复检验了的，符合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符合香港、澳门根本利益，得到14亿多祖国人民鼎力支持，得到香港、澳门居民一致拥护，也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赞同。这样的好制度，没有任何理由改变，必须长期坚持！

习近平这次讲话未提及台湾，但他对香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总结、肯定和支持，对于两岸探索两制台湾方案，推进和平统一进程具有重大启示意义。

众所周知，「一国两制」的宗旨是和平解决历史遗留问题。1979年中美建交后，国际国内政经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共领导人邓小平为和平解决国共内战遗留下来的台湾问题，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这个时期邓小平也正在酝酿展开中英谈判，解决香港英属殖民地回归问题，后来「一国两制」的构想首先用于解决港澳回归并获得很大成功。

自2019年习近平倡议两岸开展民主协商，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以来，.台湾方面迟迟未能深入展开。台湾社会对「一国两制」的内容知之甚少，误解甚深。台湾社会对「一国两制」的抵触和疑虑有多种原因，其中最主要的认知盲点，就是所谓「台湾等同港澳」。认为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拥有自己的土地和人口，有自己包括「宪法」在内的整套法政系统，有自我管辖权和对外关系权，选民可直选最高领导人及各级行政长官和民意代表；而香港澳门则是列强归还中国的殖民地，从未拥有过台湾的这些自治权力，台湾接受「一国两制」就是接受港澳模式，就是被矮化、被贬低和被歧视。

实际上，港澳与台湾问题既有共通性，也有差异性，用「一国两制」的和平方式解决港澳台问题，其共通性都是为着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国家安全及发展利益。但由于两者还存在国共内战遗留问题与列强殖民地回归的差异性，因而「一国两制」构想在两者的具体实施方案上，必然有许多不同之处。比如「邓六条」提到和平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司法独立，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官员驻台，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管理，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等，其自治高度是港澳回归后所不能比拟的，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同胞心和同情心。习近平关于「两制」台湾方案的论述和倡议，正是针对台湾有别于港澳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因素所提出。

习近平在2019年1.2讲话中指出：「『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 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利益和感情，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将得到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私人财产、宗教信仰、合法权益将得到充分保障。」习总书记「五个充分」的论述，体现了海纳百川的中国智慧和对台湾同胞的尊重和体贴，是探索「两制」方案、设计「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的根本指针和基本遵循。

大陆改革开放以来，从「叶九条」、「邓六条」、「江八点」、「胡六点」到习近平1.2对台讲话，大陆对统一后台湾拥有的远高于港澳的自治程度和优渥条件，均有非常清晰的表述和承诺。但是，面对两岸「必须统」的问题，制度认同一直是台湾主政者及社会的政治屏障。民进党当局一直强调「两岸制度不同，所以两岸存在重大歧异」，以论证其推动「台独」、反对「一国两制」的「合理性」。国民党则仍抱持「统人没能力，被统不愿意」的心态，无论执政还是在野，也一直以制度不同为借口，要么主张无限期坚持「不统」，要么在不得不统的情况下，也不接受「一国两制」，转而主张以所谓「一国两制」统一中国。这个主张以改变中国大陆社会制度为统一前提，表面上似谋求与大陆中央政府同等的政治地位，实质上是在明知不可能实现的情况下坚持拒统的借口。

台湾问题攸关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能否实现完全统一，不仅关系到领土、主权、安全问题，更关系到中华民族能否实现伟大复兴，所以台湾问题一定要解决，国家的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这是十四亿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一国两制」是中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与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创造性制度安排，在香港回归四分之一世纪之际，对「一国两制」实践规律进行总结，无疑将对两岸探索两制台湾方案，具有重大的借鉴作用。

国家完全统一是历史的必然。统一方式可以有多种选择，大陆确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就是为了照顾台湾的现实情况，维护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反映了最大的善意和诚意，展现了对民族、对后世负责的态度。就台湾而言，统一也有被动统一与主动统一之分，而这两者对台湾的意义及所获得的政治地位是十分不同的。主动统一，台湾还有谈判筹码，可以提出条件，也可以提出台湾版的「两制」方案；而被动统一，可能就会在未来的谈判中失去主动地位，从而失去提条件及获得较高政治地位的机会。（作者为北京清华大学两岸法政问题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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