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有光：可用“娥妮”作为衡量国家成功与否的指标
本站研究局出品——如何更快乐
你快乐吗？如何才能做一个快乐的人？金钱和快乐一定成正比吗？快乐的影响因素有哪些？本站研究局邀请长期从事快乐研究的全球知名华裔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黄有光解读快乐的秘密。
我们在以前的一些文章，讨论了为何经济发展，而人们的快乐并没有显著增加，为何日本经济停滞，人民快乐反而增加。这些情形，让我们怀疑，用GDP为主要的国家成功指标，是否是过时了呢？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最近（2019）也强调，“GDP不是衡量福祉的好指标”。应该用什么另外的指标来取代呢？大家大概会知道，我会要把快乐的因素包括在国家的成功指标内。
邓小平说过，最终要根据三点：人民利益、生产力、综合国力。这和快乐有没有冲突呢？我认为没有冲突。既然人民最终追求的是快乐，则最终而言，人民利益就是人民的快乐。如果我们为了增加人民现在的快乐，而牺牲长期的生产力与综合国力，就会减少将来人民的快乐。因此，要讲生产力与综合国力没有错，但最终为的也是人民的长期快乐。只要有考虑他者（不说他人，因为不排除动物的快乐）以及将来的快乐，快乐应该是人们以及所有公共政策的唯一最终目的，因为终极而言，只有快乐有内在价值。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有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有复杂的原因，其中之一是太重视GDP，而没有足够重视其他对快乐同样（比起GDP）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因素，例如环保。这问题在其它国家，包括西方国家，也存在，虽然可能各国的情形与程度都不同。
不同的快乐与类快乐指数
那么，我们应该重视什么样的指标呢？快乐指数应该是其中的一种。
比如英国莱斯特大学一名社会心理学家Adrian White在2006年发表的“世界快乐指数地图”显示，全球最快乐的十国当中，西方国家占了七个。2020年的世界快乐报告中，更是全部最快乐的十二个国家，都是西方国家。
但2006年七月中，英国新经济基金所发表的“快乐星球指数”（Marks 2006），刚好形成对比。新加坡联合早报2006年7月31日社论指出，同样是以178个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的“快乐星球指数”，排在前五名的都是发展中国家，西方发达国家反而落在后头。其中，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强国和最大经济体的美国居于第150名，还落在排名第131的新加坡之后。他们说，“可是，新加坡人竟然是亚洲国家和地区中最不快乐的一群……这说明，就‘快乐’这个主观意识而展开的调查和评比，不可能会有客观的标准”。
这结论是对“快乐星球指数”的误会。所谓“快乐星球指数”（HappyPlanet Index）并不是单单指快乐，而是快乐与生态足迹的比例，反映各国取得快乐的生态效率，能够不严重地破坏生态，而取得较大的（人均）快乐水平，就有较高的“快乐星球指数”。美国虽然有相当高的快乐水平，却造成大量的（人均）生态足迹/破坏，所以排名很后。
既然“世界快乐指数”与“快乐星球指数”是很不同的概念，当然可能会有很不同的排名。我们必须注意，才能避免误指快乐指数不可靠。不过，“快乐星球指数”的计算法，也有不少问题。还有，一般的快乐指数与快乐的衡量也有不少问题，我们以后会进一步讨论。
娥妮：环保负责的快乐国家指数
我们以前说过，研究快乐的心理、社会与经济学者们近几十年的研究的一个相当一致的结论是，在温饱与小康之后，更高的消费并不能显著地增加快乐，尤其是在全社会的范围而言。（个人可能可以通过相对地位的提高而增加快乐。）这发现显然指明，至少在小康之后，不应该再用GDP或GNP（国内与国民总产量）为主要的成功指标。因此，类似小国不丹的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等基于快乐的指标的提出，非常必要！以GNH替代GNP，是以快乐替代产量，这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以GNH来打第一炮，是很好的。
然而，作为比较精确的指标，GNH是不完善的。GNH是总国民快乐。然而，我们应该极大化的不是总快乐，而应该是净快乐。其次，一个国家如果极大化当年的GNH，可能会对其他国家以及将来的人们造成危害，例如通过对全球环境的破坏。因此，我提出比较可以接受的（尤其是每年度的）国家成功指标——环保负责的快乐国家指数（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happy nation index，缩写为ERHNI,“娥妮”。详见Ng2008, Chen等2016）。
“娥妮”主要为音译，但也取娥妮（美丽女孩）的美好意义，因为ERHNI是美好东西的指数。
只是一天快乐，马上死去，肯定不好。因此，长期研究快乐的知名学者Veenhoven（1996）论述“快乐年数”（happy life years）的概念。一个人的快乐年数 = 平均快乐×生命年数。如果平均快乐（满分为1）等于0.7，生命年数为80，则快乐年数等于56。
然而，一个人如果评价自己的快乐指数是0到1中的0.5，通常只是勉强及格，总快乐量与总痛苦量大致相等，净快乐约等于零。简单起见，不考虑对他者与对将来的影响。与其有情况A：0.4的平均快乐指数（净快乐等于负的），而长命200岁（很长的受苦生命），得到等于80的快乐年数，不如有情况B：只活80岁，而有等于0.8的平均快乐，虽然快乐年数只有64。因此，这种计算法的快乐年数有误导性。
我认为应该以净快乐取代快乐，只算0.5以上的快乐量。根据这修正了的净快乐年数，上述情况A的净快乐年数是负20 【（0.4-0.5）x 200】，而情况B的净快乐年数是正24【（0.8-0.5）x 80】。
为了考虑对他国与对将来的影响，从每个国家的平均净快乐年数中，必须扣除这国家的人均环保（对他国与将来的）危害，才得出该国当年的环保负责的快乐国家指数。因此，环保负责的快乐国家指数（娥妮）＝平均净快乐年数－人均环保危害。
由于必须使用相互可比的数据（包括快乐与危害之间），因此上述指数的计算并不简单。不过，娥妮是可以计算的（Ng 2008， Chen等2016）。
如果用娥妮取代（至少是补充）GDP，就能够使人们与各国政府比较注重真正有利于提高人民的长期快乐的东西。例如，政府就应该更加重视避免“高速公路变成停车场，然后又变成垃圾场”（大城市长假经常出现的情形），而不只是重视汽车的产量。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重要问题，例如环保、平等、食品安全、和谐、清廉、道德等。
对世界各国而言，提出以用娥妮取代GDP，大致是正确的。但从一个国家本身的观点，邓小平强调的综合国力，也是重要的。虽然快乐会促进和谐而增加国力，但GDP也有相当大的贡献。因此，在还没有达到或接近世界大同时，不能够单单看当前的快乐，还要维持与增加综合国力。因此，对于本国而言，娥妮还只能用于补充而还不能完全取代GDP。
读者们，你们有没有自己认为更恰当的国家成功的指标呢？
文献
CHEN,Enjiao; NG, Yew-Kwang; TAN, Yu Fen; TOH, Jesselyn Shi Ying (2016).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happy nation index: Refinements and 2015 rankings,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doi:10.1007/s11205-016-1422-2.http://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1205-016-1422-2.
MARKS,N., et al. (2006), The Happy Planet Index (New Economics Foundation, London).Available at http:// www.happyplanetindex.org.
NG,Yew-Kwang (2008).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happy nation index. SocialIndicators Research,85: 425–446.
STIGLITZ,Joseph约瑟夫·施蒂格利茨(2019). 在国内生产总值之外,《联合早报》，2019年1月30日.
VEENHOVEN,Ruut (1996). Happy life-expectancy: a comprehensive measure of quality-of-lifein Nations.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39, 1–58.
AdrianWhite Map of World Happiness，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AL1pf1OLws.
World Happiness Report 2020 https://worldhappiness.report/.
黄有光简介：
Monash大学荣休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咨询委员。
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1966年获新加坡南洋大学（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经济学学士学位，1971年获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74年至1985年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任副教授（Reader），1985-2012年任讲座教授（personal chair）, 2013年后成为终身荣誉教授（Emeritus Professor）。于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于1986年被选入Who’s Who in Economics: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ajor Economists 1700-1986的十名澳大利亚学者与全球十名华裔学者之一, 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杰出学者（Distinguished Fellow）。受邀请于2018年到牛津大学作第一届Atkinson Memorial Lecture。
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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