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有光：如何衡量快乐？
本站研究局出品——如何更快乐
你快乐吗？如何才能做一个快乐的人？金钱和快乐一定成正比吗？快乐的影响因素有哪些？本站研究局邀请长期从事快乐研究的全球知名华裔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黄有光解读快乐的秘密。
NO.047 如何衡量快乐？
我们以前讨论了关于快乐的一些问题，现在，我们讨论快乐的衡量。
包括边沁和米勒等效用主义哲学家，老早就有对快乐的衡量进行理论上的讨论。著名经济学家埃奇沃思，Edgeworth，他在1881年的Mathematical Psychics《数理心灵学》一书，也有理论上的讨论。不过，对快乐的实际上的衡量，大致是由心理学者在约一个世纪前开始的。
绝大多数的快乐与生活满意度的衡量，是用抽样调查的方法，让人们对自己的快乐打分或选择答案。问题大致是：“考虑了所有因素，你认为你自己的快乐/生活满意度是……”；答案大致可以分为打分，例如0-10分，或0-100分；或从几项答案中勾选，例如：非常快乐、相当快乐、不很快乐、不快乐。
从这些问题得到的答案，有一定的信息量，但人际可比性不是很高。例如，张三对自己的快乐打60分，李四打80分，但张三的60分的快乐，可能比李四80分的快乐还更高。其次，西方国家多数学校以50分为及格，中国以60分为及格，这可能会使到中国人的60分，相当于西方人的50分。
有一个可以容易地提高快乐指数的人际与国际可比性的方法。这就是，明确地指示，以50分代表净快乐等于零，快乐量大约等于痛苦量的分界线。50分以上，净快乐是正的，50分以下，净快乐是负的。那么，一个社会或国家，净快乐是正或负的人数或比例，就可以轻易地计算出来，而这是可以进行国际比较的。
另外，像“不很快乐”的答案，很不明确，可以指净快乐量为正的，但绝对量不很大；也可以指净快乐量是负的。因此，如果是用多项选择的答案，应该有一项是明确的净快乐量约等于零的分界线选项。这样，即使用多项选择的方法，也可以计算出净快乐是正或负的人数或比例。
很多经济学者对快乐的衡量不信任，因为一般来说经济学者不信任人们的口，只信任他们的钱包；不信任人们所说的，只信任他们愿意花自己的钱支付的。这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应该绝对化。人们自己说的，未必完全可靠，可能需要一些调整。但经济学者自己用的变量的衡量，也经常需要调整。对于那些像张五常这样非常极端反对快乐的衡量的经济学者，我有一个杀手锏。
请经济学者们看看自己的后院。最重要的经济变量是国内总产量。每一个经济学者都深知，衡量国内总产量有许多困难，但我们还是老早就应用了，并进行国际比较。约二三十年前，来了一个对国内总产量的购买力平价纠正，一夜之间，使中国的国内总产量增加四倍，使印度的国内总产量增加六倍!快乐指数可能需要改进与纠正，但我相信不需要做四倍以上的纠正！中国的国内总产量增加四倍的纠正，是因为当时一美元的汇率，约等于8个人民币；但一美元在美国的购买力，只等于两个人民币在中国的购买力，因此，根据购买力计算，中国的产量增加4倍。
传统经济学不但不信任快乐的衡量，而且认为代表偏好的效用，也只有序数可量性，而没有基数可量性。只能比较不同选项在偏好上的高低，不能够说高多少，不能够比较偏好差异的大小。这是由于有些经济问题，不必考虑基数效用。只要知道一个人对不同消费组合的排序（偏好的高低比较）及其消费预算，就能够推导出她对消费品的需求函数（在各个价格下的需求量）。因此，如果我们只要分析物品的价格、需求量、交易量等客观变量，并不需要知道人们的基数效用。基数效用不但包含偏好高低的信息，也包含偏好差异的强度的信息。
许多经济学者，由于不研究需要基数效用的社会选择与最优人口等问题，基于奥卡姆剃刀（Occam'sRazor）原理（不必要的假设应该去除），把基数效用抽象掉了，并进一步认为效用以及快乐，就只能够进行序数或高低的比较而已，并不能够进行差异的强度的比较。
许多经济学者对基数效用持有完全否定的态度。例如，当代基本经济学课本的始祖，也是最被广泛使用的课本（在1997年时就已经卖了几百万册，翻译成超过四十多种文字），从1948到2010出版了19个版本，由诺奖得主萨缪尔森撰写的《经济学》一书，斩钉截铁地说，“现在经济学者一般都拒绝一个基数与可衡量的效用的概念” (Samuelson &Nordhaus, 2010, 第89页)。请注意，这里说的是“拒绝”，而不只是“抽象掉”，也不只限于消费理论。
另外一本课本说，“你和我都不能够衡量一个消费者从一个物品所能够获得的效用量……今天，没有人真正相信我们能够衡量效用单位”(Miller, 2011, 第416, 437页)。有，至少有一个人真正相信；此人就是黄有光！
一本被广泛采用，出版过8个版本的中级微观经济学课本在多次版本中都说，“我们怎么能知道一个人是否双倍地喜欢一组物品（比起另外一组）。你怎么能知道你是否双倍地喜欢一组物品（比起另外一组）。可能可以提出各种定义这任务的方法：我双倍喜欢如果我愿意为了获得它而跑双倍的距离，或等待双倍的时间……没有一种方法是特别令人信服的解释” (Varian, 2010,第57，58页)。
有特别令人信服的基数效用的解释。这就是人们认为有最终价值的东西。如果抽象掉对他者的影响，我认为有最终价值的东西就是自己的净快乐，享受减除痛苦，包括肉体与精神方面。根据进化生物学，以及从日常经验与调查研究，我相信我并不是一个特例，而是有代表性的。既然对于自己而言，最终要的是净快乐，它就是特别令人信服的, 能够解释基数效用的东西。因此，如果不考虑无知、无理性，和对他者的考量，我们可以把效用与快乐等同。
因为只研究需求量不须要基数效用，就认为在所有领域都不可以使用基数效用，这个许多经济学者的错误，就像你看到一个男子留着胡子，你就让他必须把胡子剃掉，因为不必胡子也可以吃饭，所以应该用奥卡姆剃刀，把胡子剃掉。但是，他留胡子，可能不是要用来吃饭，而是要增加他的男性魅力呀！
用传统问人们对自己快乐的评价的方法得出来的快乐指数，人际可比性不高, 但还是有相当的可靠性, 例如与亲友的意见一致, 与心跳、脑电图等也一致，和生活中的好事坏事也一致，不同学者得出的结果也相当类似。例如，几乎所有研究都得出就业、婚姻、信仰、外向型、乐于助人等因素与快乐有显著的正相关。老话“助人为快乐之本”是正确的；越重视金钱等外在条件的人越不快乐；等等。
近二十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进行对快乐的研究。快乐的研究，也开始有用对大脑不同部位的发电情形来分析，将来可能会有比较可靠的数据。
另外，我在1996年的一个衡量快乐的方法（Ng 1996），虽然也是根据人们自己的报告，但用了最小可以感知的快乐量为单位，比较能够进行人际的比较。关于效用和快乐的人际比较，我们在下一次的文章会讨论。
文献
EDGEWORTH, F. Y. (1881). MathematicalPsychics. London: Kegan Paul.
MILLER, Roger L. (2011). EconomicsToday.16th edition. Pearson.
NG, Yew-Kwang (1996a). Happiness surveys: Somecomparability issues and an exploratory survey based on just perceivableincrement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38(1): 1–29.
SAMUELSON, Paul A. and NORDHAUS, William D. (2010). Economics, 19th edition,McGraw-Hill/Irwin.
VARIAN，Hal R. (2010). Intermediate Microeconomics. W.W. Norton, 8th International student edition.
往期回顾：
黄有光简介：
Monash大学荣休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咨询委员。
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1966年获新加坡南洋大学（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经济学学士学位，1971年获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74年至1985年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任副教授（Reader），1985-2012年任讲座教授（personal chair）, 2013年后成为终身荣誉教授（Emeritus Professor）。于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于1986年被选入Who’s Who in Economics: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ajor Economists 1700-1986的十名澳大利亚学者与全球十名华裔学者之一, 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杰出学者（Distinguished Fellow）。受邀请于2018年到牛津大学作第一届Atkinson Memorial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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