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日報社論/調高最低工資 尚不足以改善低薪

最低工资法今年初上路,昨首度召开最低工资审议会,结果如外界预料「连九升」。记者林伯东/摄影

过去三年物价上涨严重,导致劳工实质薪资连续负成长,2023年全年实质经常性薪资年减0.05%,是连三年负成长,实质总薪资负成长1.04%,创下11年来最大减幅。连今年第1季的名目「经常性薪资」虽然年增2%,但却低于物价上涨率,以致于实质经常性薪资仍然年减0.09%,是连续第四年负成长。

尤其,对所得最低20%家庭者而言,至少一半的收入都必须花费在基本的生活支出上,受到通膨影响最大。因此这次最低工资调幅约4%,虽然比工商界原本期望的3%调整幅度高了一些,但为了消弭「物价上涨」对边际劳工的冲击,有其道理,也应为工商界所能勉强接受。

赖政府当然会把调涨最低工资,当作上台后的一大政绩,但是,就像劳动部长何佩珊所说的,最低工资主要是针对「边际劳工」,也就是仅具有基本劳动技能、刚受完一定基本程度的教育、初入职场的受雇者,提供基本的经常性薪资保障。

因此调涨最低工资,影响的其实是人数有限的「边际劳工」,对于整体薪资的影响可谓微不足道。赖政府别以为连年调高最低工资,就可以明显改善国内劳动市场普遍低薪的不合理现象。

道理很简单,企业雇主不会因为政府调高边际劳工的最低薪资,就把薪资远高于最低薪的多数、资深、有技能的员工的薪资,全面性地、照一样的调幅来调高。尤其是,在人浮于事的服务业,有些雇主可能排斥缺乏技能的边际劳工,反而让边际劳工未能享受边际利益,甚至受害。

从主计总处的国内生产及要素所得分配资料来看,国内生产毛额(GDP)在扣除折旧及生产与进口的租税后,剩余分配给劳工的「劳动报酬份额」及资本家的「营业盈余份额」,最近的中长期呈现此消彼长的情况。劳动报酬份额由2012年的45.7%,下降为2021年之43.0%(历史新低)及2022年的43.8%;相反地,企业营业盈余占GDP比率,反而从2012年的31.8%,上升至2021年的36.4%(新高)及2022年的34.3%。尤其占全体受雇员工比率接近六成的服务业受雇员工最惨,在2013~2022年期间,月薪九年来只成长19.8%,比全体受雇员工每月薪资成长率26%少6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近十余年来,总体经济成果分配给「股东」份额逐渐提升,而分享「员工」份额反呈递降趋势。这也代表,即使过去十年来政府连续调高最低工资,但是劳动市场仍然呈现薪资停滞,甚至倒退的现象,也导致所得分配不均更趋恶化。

因此,赖政府不能以连续调高最低工资为满足;更应以各种财政、金融工具,控制物价上涨率,以免劳工的薪资被物价上涨侵蚀,让最低工资的调整徒具形式,甚至最后化为无形。更重要的,应用红萝卜与棍子双管齐下的方式,将经济成长果实多分配给劳工。

立法院虽然三读通过「中小企业发展条例部分条文修正案」,鼓励中小企业增雇员工,并为基层员工调薪,将加薪薪资费用得自当年度营业所得额中减除率由130%提高至175%。但是减税额度有限,尚不足以构成中小企业加薪的诱因,应再调高减税比率或给予税额抵减。

对于大型企业或上市柜公司,应加强公司治理规范,要求税后盈余的一定比例,用于调高员工薪资,让企业的劳动报酬份额温和成长,甚至列入ESG指标,让同甘共苦的劳工能够和股东共享企业盈余成长的果实,比起调高最低工资更具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