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相人间/像是重新养一个小孩 八仙尘爆2年后故事之二
佩璇妈说:「我的感觉,其实就是重新养一个小孩。」脑伤前,她向家人重述当下,「只说很可怕。她不敢跑,好多人一直跑,她都不敢跑,也不知道是好是坏。她很贴心,才不敢说太多吧。那时在医院,她还说她不痛,不用担心。但那换药过程,一看就是很痛。」
阳光基金会台北重建中心社工总督导旷裕蓁说:事情发生的当下,除了几乎每个人都会问的「为什么?」接着就是「然后呢?」像带着佩璇出院回家的林妈妈就说:「其实出院时我很害怕,因为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还好阳光一直联络我们,就去做复健。」
我们一早到阳光探访,伤者陆续抵达,到了就自己拉筋、跑步、拿剪刀剪免洗筷,熟门熟路,仿佛第2个家。不过以上这些,佩璇都做不了,她就是趴在床上,勉力地动动手、抬抬脚。
所谓的「然后呢?」真的才是最大难关。住院半年后回家,朱俐每天还是得花6到9个小时换药,爸妈一人一边,换下来的纱布天天一大袋。不只朱俐,2年了,朱妈妈到现在都还经常哭泣,朱爸爸说:「我只能安慰她们,你看有一个叫黄博炜的,四肢剩下半肢,也是好好活下来了。」
确实,黄博炜给了许多人勇气,5月底一则在脸书上「觉得感恩」的发文有近6000个分享。他无暇受访,但写下一段话给我:「截肢不是悲歌,而是新的开始。我不知道未来的路是什么,也不知道能为社会带来什么贡献,我知道的是:我会更勇敢、更努力向前迈进!我的人生才正要开始。」我问他怎么打字的?他说用触控笔敲出来。生活里最难的是「以前会的一切,都要重新学,要想办法运用现在的身体。」
他是伤势评估最严重者,阳光基金会北区中心咨商心理师牛慕慈却说:「他算是心理建设做得比较好的。」
在采访的个案里,最不愿再回想此事的,是罹难者家属。5个家属中,2个在请其他家属协助联络时直接表明不愿受访,另外3名通上话的,都要吃安眠药才能入睡,有至今不敢走进儿子房间的,「他入院到过世,都没醒来,我们连告别的机会都没有。」也有对家属间不同意见感到无奈的:「有人说真相能干嘛?但我们死者家属,现在能要的也只有公平和真相啊。」电话里聊着就落泪了,最终仍以简讯表示不愿再多谈,婉拒了拍摄。
询问心理师,旁人能给的支持究竟是什么?「其实就是陪伴。同哭,同乐。伤友们有出门复健的必要,这也是和人互动的机会,但罹难者家属有时就自我封闭了。」她特别提醒我:「如果可以,就别再打扰,尤其避免无预警打电话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