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国源专栏－「合理化」心理机转易让法遵失灵

然而，跨国公司每年花费数百万美元维系庞大的法遵单位运作，仍难杜绝企业（与员工）不法行为或因而引发的政府调查与干预，显见要做好法遵，绝非建置独立单位或订出严格的法遵方案即可。2009年英特尔（Intel）遭纽约州总检察长起诉其法遵方案不仅无效，还助长非法的反竞争行为、2016年富国银行（Wells Fargo）爆发员工开设人头帐户丑闻等事件，均是实证。因此，企业若想让法遵发挥应有功效，应参考行为伦理学与犯罪学观点，深入了解员工如何做出违反道德的行为，以及影响其决策过程的因素，才能规划出有效的法遵方案。

若援引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康纳曼（D. Kahneman）认为，人类大多数决定都受到双系统认知过程（即直观、透过记忆联想与习惯来运作的系统1，以及更组织化、采取审慎论证与推理来运作的系统2）的观点，人们多数时间仍能遵守伦理规范，即是系统2正确地执行道德监视任务，有效控制着源于直觉的自利（self-interest）行为之故。

既然如此，为何人们仍频频踩红线？美国学者托德霍（Todd Haugh）指出，诱使企业犯罪行为发生有3个必要条件，即触法者有个无法解决、无法与人分享的难题（如巨额赌债、失业危机）；触法者相信透过秘密地违反信赖，能解决难题；触法者对采取违背道德或法律方式解决难题，进行内在对话，使触法行为可被合理化（rationalizations），这也是最棘手的部分。

因为当人们自利动机过强，却又想要看起来合于道德规范，与展现出有益组织的姿态时，往往借助系统2将触法行为合理化，最常见的便是诉诸保护企业、创造股东价值最大化等伟大目标、托辞监管或法制等环境不佳、负面行为可被接受或具正常性（大家都这样做）等情形，令道德监控闸门失灵，导致法遵方案沦为形式，进而产生不易被察觉的「好人做坏事」问题。

由此可知，人们错综复杂、深层的心理作用，将会破坏看似最佳的法遵计划。所以，企业要优化法遵方案，便该聚焦其对员工行为的影响，而非只注重因应法规主管机关的要求，也就是公司的各项政策，是否能有效打击诱发员工跨过红线的「合理化巨兽」。目前看来，企业较可行的作法有三：

一是雇用行为专家为不同部门员工量身打造行为遵循课程，让组织成员深入了解自身做出有道德风险决定的过程；二是适时唤起系统2的道德监控功能，减少合理化心理机转启动，如让员工进行易引发法遵风险的行为之前，先签署守法保证契约、鼓励员工公开讨论合理化心理及其影响道德决定的机转，襄助员工辨识出常见的道德陷阱和合理化说辞。

三是用正确的诱因来引导行为方向，且降低组织内失能、矛盾或不相容的元素。以富国银行员工开设人头帐户丑闻为例，即使员工接受了伦理培训，但在鼓励交叉销售产品的风气与金钱激励措施下，员工为达成不切实际的销售目标，自然将法遵抛诸脑后。相对的，若企业能使法遵成为一种治理氛围、企业文化与共同价值，且善用金钱以外的激励方式，便有助员工拒绝触法的合理化行为。

要言之，在金控与银行业者为因应预计明年上路的内稽内控新法，着手壮大法遵单位之际，或许应先认清自身的企业法遵思维，能不能有效防止员工将触法行为合理化。否则，纵使投入再多的成本和人力，也难以避免白忙一场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