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凝视－假如我是真的，田中版

活过1980年代的人应该都不陌生。《假如我是真的》原剧本作者是沙叶新，导演为王童，演员是当时青春小生谭咏麟、胡冠珍，电影主题曲由邓丽君主唱。故事描述一个贫穷的下乡青年，因为女朋友怀孕，回上海见面，却遭到排挤。不料阴错阳差，被人误认为是某军方高干子弟，于是各方人马追捧，奉若上宾，深怕没攀上关系。故事的结局当然是他被拆穿，在众人的唾弃下入狱，他的女朋友羞愧自杀，他在狱中也自杀，只狱壁上留下6字：「假如我是真的」。

那故事要反讽的是一个崇官僚、尚特权、走后门、靠关系的社会。故事的最后，原着沙叶新让受审者在法庭上说出一句话：「我错就错在我是个假的。假如我是真的，我真的是张老或者其他首长的儿子，那我所做的一切就将会是完全合法的。」

那么，来看看《湾生回家》吧。田中实加本不是一个日本人，更不是湾生的后代。但她冒用这个身分，整个人仿佛比台湾人「高了一等」，不仅有了故事性，她的各种奋斗，包括拍片过程中寻找资金、寻求协助、影片行销、书籍行销等，就带有一种传奇性，仿佛他们是日本当年的移民者留传于台湾的、那流着日本之血的后裔。

那故事背后所隐含的意味是：日本人真爱台湾啊，不仅把台湾当成了殖民地，还当成朝思暮想的故乡，所以他们叫「湾生」。那种「爱台湾」的意识，于是如《海角七号》里，那一堆永远无法到达的信一般，堆积着一个离去的殖民者，对他失去的殖民地的永远的悬念。然而，真实的台湾，却如恒春的老婆婆，成为永久被遗弃的人，一个等待被爱的可怜角色。这难道不正是台湾现在的隐喻吗？

但真相是：一个是殖民者，一个是被殖民者。二者的身分与地位，从来也未曾平等过。当年移民台湾的日本人，他们的地位与获得的资源，从来就是数倍于台湾人，这一点，日本政府从未遗忘。

看看日本人自己的记载。1917年，适龄儿童就学率，日本人是92.03%，而台湾本岛人是6.64%；到了1935年，也就是统治台湾40年之后，日本儿童就学率已经达到99.26%，而台湾本岛人只有41.10%。什么是不平等？什么是二等公民？这还需要解释吗？

更不必说1930年之后，殖民政府对台湾社会运动者进行大逮捕，文化协会的知识分子、农民组合的干部被抓进牢里，甚至不少人硬生生被刑求致死，导致农民组合的干部在狱中举办追思会。

也就是这些反抗的台湾人正在狱中受难的时候，还是有人在平行的时空中，台北印着唱盘，跳着歌舞，仿佛台北是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那就是十几年前所出的纪录片，名为《跳舞时代》。

我有时看着这些纪录片，仿佛那是两个台湾。一边是受难受苦的庶民百姓，一边是有钱有闲的上流社会。是的。它们都是真实的存在，但为什么有人选择记忆这些？有人记忆那些？日据时代的历史记忆，为何如此断裂、如此破碎？这样歌颂着日本殖民者的功德，甚至还重建日本神社，要如何对得起当年为了捍卫自己的传统信仰、祖宗牌位而奋然对抗日本神道的先人？那些死于日本人狱中的农民运动青年，难道就不如一个移民来台的湾生？有这样甘于怀念二等公民、怀念军国主义统治时代的成年人，那么，高中生要把纳粹当偶像装扮，有什么可讶异的？

回到田中实加吧，她只是一个悲哀的「假日本人」，一个想当日本人想疯了的台湾人，这样的人，在台湾社会还少吗？「这个国家」和这个政府，如果核灾食品都想进口，那面对田中实加的「变形记」，又有什么可骇异的？它只是一个没摆脱二等公民意识的殖民地社会的伤痕之再现而已。（作者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