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临时工」现象－－从延安城管打人说开去
这几日，延安城管打人、粗暴执法的视频在网上爆光，一时激起了公愤，有关部门情急之下，急忙解释说：「打人的都是临时工」。于是临时工又被推到前台。「临时工」出事，已不鲜见。笔者无意对「临时工」制度说三道四，因为骂的人已经很多，再说难免重复。在此笔者只想从历史的角度，谈谈「临时工」现象给政府自身造成的危害。
▼大陆的城管。(图／取自中新网，非本文的延安城管。)
针对临时工现象，笔者随便上网一查发现政府里的临时工违法乱纪，胡作非为的事情时有发生。什么法院的临时工酒后驾车撞人、深圳的黑社会当起城管等等，很多政府丑闻中，都有临时工的身影，临时工已经广泛的参与到机关的日常事务中。随手翻开史料，参考一下尘封的历史，越发觉得事情不哪么简单，政府聘请临时工历史悠久，作用不容小视。
一、临时工的前身－－胥吏
清代的官场中，临时工曾经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县一级单位为例，清代的县官是一县之长，贵为皇帝的全权代表，享受「公务员」编制。一般情况下，县令身边还有几个「公务员」编制的助手如「典史」「巡检」之类。清代的县衙机构庞大，有「三班七房」之说，仅凭这几个人无法维持县衙运作，于是大量的「临时工」被招了进来，这些人被称为胥吏，也称「贱役」。
这些人属于县衙自行招募，不在国家行政体制内，没有「公务员」编制。后来这种体制的问题日益显现，于是清政府改由通过考试的方式招募，合格者发放「执照」，并由国家支付「工食钱」，一年10两左右。算是给了胥吏们一个「事业编制」，纳入到国家体制内。但这种有「事业编制」的「经制吏」数量非常少，每个县只有10余个编制，「三班七房」－－平均，每个部门也就一个编制。所以，清代的县政府里，县长，典史算是「公务员」，县政府下属各「局」的「局座」，能搞个「事业编制」，其他的人就只能做「白吏」、「白役」也就是临时工了。
清代的胥吏有个特点，就是多为本地人充任。于是很多胥吏长期供职，甚至子承父业。胥吏的存在对清代基层政治生态影响极大。因为清代的县官数年一换，而这些「临时工」却多年不换，他们十分熟悉日常业务。他们专业化的工作支撑了政府的日常运转，但其消及作用也十分巨大。胥吏被雇佣原本是为了弥补体制内官僚人手缺乏和能力不足的问题，但随着越来越多的政府业务由「胥吏」来承担，导致体制内的官僚执政能力越来越弱。胥吏「位不高但权极重」，所谓「科条令甲，文书册籍，吏皆掌之」，以至于县太爷也不得不每事必咨询之，凡事都听胥吏指使。
临时工承担政府工作，本质上是一种政府权力的外包。政府因体制内官员及办事机构执政能力不足，不得不将部分政府权力外包给临时工。而这种外包的结果是更加削弱了政府的执政能力，从而引发了更大一轮的权力外包。随着原有体制内人员执政能力的日益弱化，权力外包之风不可避免的蔓延到军队，于是「湘军」便应运而生。
清代的国防军主要由「绿营」和「八旗」构成，除了正规军队外，各地还有数量不同的「乡勇」「民团」用于维持地方秩序。随着时间的推移，「八旗」「绿营」战斗力日益衰弱，到了乾隆阅兵时已经到了「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的程度。
随着太平天国的爆发，「八旗」「绿营」百战百败，作为国家的正规军，基本失去战斗力。于是清政府开始寻求军事权力的外包。就是把国家拥有的组建武装与动用武力的权力，外包给私人，于是一支替政府军打仗的「临时军」-「湘军」就此诞生。「湘军」不仅挽救了大清朝，更取「八旗」「绿营」而代之，成为了体制内的正规部队。而「八旗」则退出了历史，「绿营」则在民国初年，被改编成了类似员警的地方卫戍部队，历史活生生的上演了一出乾坤大挪移。
实际上，不论是「湘淮军阀」还是后来的「北洋军阀」，军阀割据是政府兵权外包的后遗症。所以，「军阀」堪称最有权势的临时工，也是临时工的最高境界。
政府聘请临时工的历史非常悠久。体制内的力量无法满足政府机构日常业务需求时，实现权力外包，寻求体制外的帮助便成为政府机关一种通行的做法。使用临时工可以降低政府的行政成本，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弥补体制内力量的不足。原本请点临时工做做卫生和勤务，节省政府机关宝贵的人力物力似也无可厚非，但如果让临时工广泛参与政府机关的日常业务，特别是让临时工承担政府部门的核心业务则需慎重对待。因为这种情况的出现不仅反映了现行政府行政体制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更是体制内工作团队执政能力弱化的征兆。
●作者刘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周晶晶，北京朝阳外国语学校。本文为网友投稿，言论不代表《ETtoday新闻云》立场。ET论坛欢迎更多参与，投稿请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