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伊情势紧张....国军驱逐舰竟与伊朗有关！

时任总统马英九曾视导「汉光30号演习-海上实兵操演」，并登上「左营号」纪德舰，全程视导作战操演，「左营号」特别升起「统帅旗」之外，该舰也被称为「海军一号」。(图/本报资料照，王远茂摄）

伊朗原本是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巴勒维国王时代双方关系达到最颠峰，伊朗是美国以外唯一拥有F14熊猫战斗机的国家，国军现役的纪德级驱逐舰当初是就是为伊朗量身定制，只是一场革命改变了四艘军舰的命运，阴错阳差变成中华民国的主力战舰。美国、伊朗从昔日亲密盟友，如今兵戎相见，名作家殷惠敏多年前曾在「中时」发表专文剖析革命前后的伊朗社会。

一九七九年二月，在伊朗，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月份。流亡巴黎的伊斯兰宗教领袖柯梅尼，二日乘坐法航班机返回伊朗，领导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他一下飞机，就到被迫害致死的革命烈士公墓去致敬，发愿一定要建立一个穷人翻身、受压迫者获得自由的伊斯兰共和国。当时，兴奋的群众围拢着他，人潮一波波涌上前，连他的头巾也给挤得掉落下来。十天之内，伊朗政府军弃械投降。对许多伊朗人来说，这是他们一生中最难忘、最快乐的日子。

然而，多年后，大多数伊朗人已被革命压得疲惫不堪。他们虽然推翻了巴勒维独裁政权，但政局的演变却是以暴易暴，教士的神权统治不但长期控制了伊朗政治的走向，而且垄断了诠释宗教的权力，窒息了思想，使得伊朗社会向后倒退。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伊朗妇女在六十年代，无论是入学或就业率，都是开发中国家的典范。但在伊斯兰革命后，她们却被迫盖上头巾，走回家庭。

革命胜利后，接踵而来的劫持美国外交人员事件以及与伊拉克的长期苦战，造成五十万伊朗人丧生，弄得国疲民穷，老百姓早已不堪负荷。他们对政治的僵化和经济的衰败虽然深恶痛绝，但却再也不愿见到另一次革命。他们反而寄望于安定环境中的点滴改良，期待着经由选举而上台执政的开明教士的改革，能让他们的生活好过些。

伊朗革命一如历史上的其他社会革命，有许多类似的结构因素，如家长式专制、社会失衡、机构赢弱，农民或新中产阶级的普遍异化等，构成某种特定的历史情境。革命后建立的政治秩序也有权力集中，滥用暴力，突出某种理念，排斥其他理念的倾向，以及表面激进的伪平均主义特征。但统治集团在被迫实行选举后，保守派教士只能仰赖最高国安委员会的庇荫，靠军警、革命卫士、民兵所形成的利益共同体，来捍卫「革命」，靠违宪的特别宗教法庭来镇压异议教士和改革者。过去十多年的伊朗政治，基本上就是这些保守派教士，和经由选举而执政的改革派教士之间的拉锯战。保守派也知道，他们的权力缺乏合法性，他们不可能是这场拉锯战的最后赢家。因此，他们要尽力把现状维持下去。

我们似乎也可以从传统与现代、伊斯兰与西化的对立角度，来观照伊朗的近代史。伊朗国王巴勒维雄心万丈地把西化推到极致，他的政权却葬送在反独裁的知识份子和反西化的传统教士的联合阵线手里。这是革命的必然还是历史的偶然？如果可以重新来过，在同样的时空环境里，这些知识份子是否仍会采取同样的行动？他们是否一定要等到柯梅尼把伊斯兰基本教义推到极致，才醒悟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