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看世界》从新加坡英语化看台湾双语政策

教育部景图。（李侑珊摄）

十月初有幸随马前总统访新加坡，回台至今，仍被新加坡独特的风情震撼着。新加坡最令我感到惊奇的，并非吐纳来自世界各国船只、控制麻六甲海峡的新加坡港，亦非拥有世界最美天际线之称、林立高楼大厦的新加坡城。而是那街道上、巷弄中、商店里，伸入每个角落的英语普及程度。

「新加坡讲英语」，或许对一般人而言，是再基本不过的常识，但当实际身临其中，却又有说不出的震撼。一个百分之七十由华人组成的国家，能让英语普遍到如此，究竟怎么办到的？大多数人却未曾了解过其脉络；其中多少辛酸，亦早已不被讨论。

欲了解新加坡英语化，应先了解其历史。公元181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成员莱佛士登陆新加坡，并于1824年，正式将新加坡纳入殖民地。有了英政府统治新加坡百余年的基础，英语的推展在星国自属必然。惟真正让星国英语程度大为普及的，却又不能全归于英国的治理，那还得从一些复杂的国际地位、政治关系说起。

其一原因，系1965年，新加坡被逐出马来西亚联邦后，顿失依靠。土地贫瘠、淡水匮乏，自然资源极其稀少的星国，为了自立自强，便利用深水良港的优势，扭转其于世界上的地位。然要与世界接轨，英语是不可或缺的媒介，双语政策因而在新加坡立国之初，即被时任总理李光耀大力推行；其二，则系社会族群问题。新加坡人口主要由三大族群构成，大约是华裔(74%)、马来人(13%)、印度裔(9%)，而不同族群本身皆有自己的母语，若无法让族群彼此融合，则社会上将产生极大分歧。观诸马来西亚，马来人占比6成，其主要政党之一－巫统，又强调马来人至上主义，且受马来西亚宪法第153条保障，导致国内族群纷争不断，社会动荡不安，国家难以团结向前。因而新加坡以英语作为不同族群仲介语言，让族群之间得以沟通交流，进而消弭分岐，实属必要；其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英殖民政府为阻断新马与中共之联系，开始排斥华文，推展「英文至上」。南洋华侨陈六使担忧华人文化即将在新加坡消灭殆尽，便出资创立「南洋大学」，以华文作为学校教学基础。然因南洋大学有违英文至上政策，且立场亲中，数度与当时排共的新加坡政府杠上。1963年，李光耀政府吊销陈六使的公民权；1979年，星国宣布放弃双语化政策，成为以英语为主的国家，隔年更并吞华文教学为主的南洋大学。少了南大，新加坡在推行英语化政策上扫除了最后一哩路的障碍，自此新加坡华文水平一落千丈。看似矛盾的是，李光耀总理于1979年，又发起了「讲华语运动」。

若欲推行英语化，华语似为威胁，因而一路以来不断受到新加坡政府打压。然比起华语，方言的使用更不具有经济、政策效益，为避免民众须同时学习过多语言而有太大负担，「讲华语运动」鼓励华人以学习普通话为主，「多讲华语，少说方言」便成为推行该运动初始之核心目标，方言在星国地位就此一蹶不振，新加坡就像一艘航向世界的大邮轮，而讲方言的老人家们还来不及登船，被遗留在岸上。

回头看台湾，双语政策在近20年讨论不休，然台湾的政治人物只见新加坡推行英语化的成功，却不见其付出的代价，更遑论时空背景不同，台湾要借鉴新加坡，几乎没有可能。星国为推展英语，大力刨除方言、华文的根基，让百分之七十为华人的星国社会，可见中文之处已不如其他华人社会普及，只剩牛车水的老太太、老伯伯们仍顽强地用福建话、潮州话在对谈，华人文化一点一滴地从华人身上消逝，让他们成为「华人面孔的洋人」。

近年李显龙总理有鉴于此，多次在演讲中和国人强调说华语及保存自己文化的重要性。2019年「讲华语运动」四十周年，李总理更鼓励国人将华语融入日常生活，并想方设法保留星国华语、甚至方言的独特之处。由此观之，推及英语化造成华人文化大量流失的新加坡，在近年亦努力找回自己做为华人血脉的证据，让后世得以留下这些文化底蕴的重要资产。

再论台湾，当新加坡正努力地找回自己做为华人的印记，台湾某些政治人物却意图借由双语政策一点一滴地刨除中华文化，达到「去中国化」的目的。若比之新加坡，在推行双语政策初期，李光耀总理欲剪除中共与新加坡之连结，而大力推行英语，「去中国化」。然台湾的政治环境已民主化多年，要效法李光耀的强势与独断，恐还为人诟病，若真的仅为意识形态而想刨了自己的文化基石，也没有那个铁腕作风可行。再者，星国「讲华语运动」至今的演变，便是在告诉我们守护自己文化的重要性，推行英文的同时不能忘本，希冀能给那些想借由双语政策淡化中华文化的政客们当头棒喝。又回到最根本的历史脉络，新加坡有英国殖民百年的历史，推行英文自有底气；台湾殖民史不外乎荷兰、西班牙、日本等国，若要推双语政策强化英文，地基都还没打好，便想盖高楼大厦，着实天马行空。

回顾政治人物们在台湾呐喊推行双语政策的口号。2014年，时任台南市长的赖清德推行十年计划，让「英语成为台南官方语言」，意即2024年，台南便要成为「双语城市」。然距今仅剩一年的时间，笔者在台南市区读书三余年，完全感受不到「双语城市」之气息；2017年，赖清德接任行政院长后，更说明要推行全国双语政策；及至2020年蔡赖配当选中华民国正副总统，蔡总统更立下2030双语国家的旗帜，并规划100亿的预算去实践，笔者就读的国立成功大学即是重点补助学校。然对于双语政策的迷思是，这样的口号对国人英语水平的提升到底有没有带来实际效益？再者，双语政策除明订要推广英语外，另一个官方语言到底为何，从未明白说明，而造成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相互对立、每间学校各自施政，双语政策的错乱为整个教育界带来极大的灾难，若仅是为去中国化而动摇整个教育界的基石，这些政治人物们其心可诛。

再详言之，若双语政策之目的是为了推展英文，让台湾与世界接轨，那它的作法与成效可谓奇惨无比。在大学推展双语政策的作法，系以「非华语授课」为主。英文授课的课程，美其名要提升全校学生英语素质，实际上也只有英文程度不错的学生会去选课，对加强中后段班学生的英语能力并无帮助。至于其它「用非华语开设的课程」更是吊诡，若师长用台语、客语开课亦符合其游戏规则，如此一来究竟对台湾与世界接轨有何助益？退一步而言，用本土语言开课是否有助于保存该语言？若师长全程以该本土语言授课，那也只有对该语言拥有高熟悉度的学生敢选择这个课程，否则只是拿自己的学分开玩笑。是以，双语政策的推行在教育界到底有没有实用？还是只是沦为呼口号与操弄意识形态来去中国化的手段而已？

李光耀总理在回忆录中提及，「新加坡英语化是带动新加坡发展很重要的助力」，这是国际上不争的事实。然因为英语化政策带来的损失，也需新加坡后世的政治人物与民众慢慢地弥补回来。台湾若要推行双语政策，究竟准备好面对这些损失与否？政策是否拟定完善？政治人物是否有办法向李光耀一样铁腕？有没有历史背景的基石成为推行英语的助力？这些都是台湾的政治人物需要去审慎考量，而并非仅抛出一个口号，喊出一个目标，就要全民配合。时代巨轮在转动，英语固然是重要的国际语言，台湾不想落于人后，但又真正准备好了吗？令人玩味。（刘秉叡 / 国立成功大学法律系双主修中文系在学生、大九学堂三期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