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瞄中共的一国三制(3)

孙亨利

三、西欧资本主义制度结合新反向殖民主义 (Old Western European style Capitalism with Neo-Inverse Colonialism)

经过毛泽东独断专行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次浩劫后,中国已经一穷二白,陷入社会经济崩溃,濒临无法生存的边缘。旋于1979年进行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改革」其实就是放弃俄式经济,改学西方,从头开始走西欧初期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也就是走从前马克思看到的那条所谓「人吃人的」旧资本主义道路。可是此时中国一穷二白,没有资本家来推动资本主义,也没有推动资本主义的技术和能力,祇有掌握政权资源的新封建主。于是这些特权者便自己为中间人,自我「开放」门户,给外资利用中国的劳工、土地、资源,他们从中分利而致富,应运也成为资本家。

中国大陆走上了西欧初期的旧资本主义道路,但不肯承认,自称是「社会主义的巿埸经济制度」。其实所谓「社会主义巿场经济制度」,就是由掌握着一切政治权力、资源、土地和人民党政特权垄断的经济制度。

西欧初期的旧资本主义的特色是对内剥削由农民转变成的工人;对外剥削和掠夺海外殖民地。这种做法引起了两大运动:一是西欧各国内部的社会运动和革命运动;一是全世界殖民地的反帝国主义运动。这两大运动在20世纪曾引起空前的动荡和战祸。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发展的模式,与上述西欧初期的旧资本主义相比,对内同样剥削农民和民工,祇是不承认民工是工人;对外方面,因为中共没有西欧国家向外剥削殖民地的能力,便执行「反向殖民主义」,自行对外开放,党政特权招引国外资本家来中国共同经营殖民。由此可知中共的「社会主义的巿埸经济制度」就是「西欧初期的旧资本主义」结合「反向殖民主义」。

这个「市场经济」的关键是:中共特权者全是掌握政权的党政机关及党政企业事业、各级干部和他们的家属以及他们的「合作者」。中国大陆的经济体系,除了外资企业之外,绝大部份是各级党政机构拥有的公营企业、党政特权人物拥有的私营企业,以及上述两者给予支持而合作的部份民营企业所垄断。政府在政策上向他们倾斜,在金融运作上给他们帮助,使真正民营中小企业很难有竞争空间。如此专政与垄断资本主义结合,造成以官、民为区分的巨大贫富差距。根据2010年4月中共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社科院《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披露:地㕔级以上官员家庭人均年收入是当地城市居民的8~25倍,是当地农民的25~85倍;131万名(总人口的0.1%) 中国县团级以上官员及其家属占有全民财富的80%;1996~2003年中高级官员及其家属帐户外逃资金22000亿人民币。在这个「中国特色」的制度下,造成国贫、民贫、而党政政府和官僚富有,很不公平地让1000个人的八成财富被1个人占有,而此少数富豪往往以如此得来的财富为荣,奢侈炫富成风并以此自傲。

中国实施「反向殖民主义」的结果,GDP中40%属于外国投资者所有;28种主要出口品中,23种控制在外国公司的手上;外资企业占中国贸易顺差额的83%;中国的经济体小于它的地理国境,反之,美、日等国家的经济体大于它们的地理国境,伸入中国等其他国家。中国的GDP虽是世界第二但不全是中国人的GDP。

如果中国用劳力赚外国的钱,借由低工资产生价廉多卖效应」取得GDP上升的成果,从而普遍提高劳工所得,倒未尝不是一桩美事。可是我们看中国GDP的结构,工资仅占总GDP的8%,落后到归类入最不发达国家的行列。换言之:中国的廉价劳工产生的「价廉多卖效应」,并未对劳工有所助益,劳工付出低收入的代价,而资本主获得多销售的利益。反观先进国家如美、日,由工资产生的GDP都占本国总GDP的50%以上。中国不是「世界工厂」;是世界低端的「血汗工厂」。中国提供廉价劳工和廉价资源为中国政党官僚封建主及中外资本主服务,中国政党官僚封建主和中外资本主联合为利益共同体。他们不再拘泥于政治核心伦理与口号,于是政治核心伦理便转化为经济发展伦理,一切以经济发展为前提,所谓「发展是硬道理」,这个「硬道理」经过腐化和通俗化后便成为「向钱看」的伦理,以「向钱看」伦理来维持政权的合理性,便产生了两个普遍现象。一是追逐表面的GDP;另一是机关和干部普遍贪腐

追逐表面GDP:从中央到地方都公认GDP是经济发展的总指标,因此处处争取抬高GDP,以证明政权的能力。为了争取提高GDP,各级党政机关不顾忌伤害人民的健康、教育、家庭、生命,也不顾忌破坏国土、资源、生态环境。为了争取GDP,各地尽力提供优厚条件吸引「外资」,不仅对国外推行反向殖民主义吸引外国资本,还包括内地吸引沿海资金。并运用政治力量调动银行金融,进行「建设」,就造成如上述很多GDP实际上不是中国的,而是外资拥有。很多「建设」是「政绩工程」、「面子工程」或称「形象工程」,好处都落进贪腐者口袋,伤害都由国家和人民承受。归纳起来有下列六种情况:(一)建设的质量差,等于高估了GDP,盖各样房子,使用年限不到美国的一半,如此实际GDP就该缩水一半。再因房价炒作上升又膨胀了GDP。更劣的是「豆腐渣工程」则虚有GDP之值;(二)有许多建设是政绩工程,花大钱,好看而用处不大,或祇能短期使用,频频换届的党政领导人都用政绩工程拉高自己的GDP。我们常见政府办公大楼及招待所造得像五星级饭店,以及专供外宾参观的监狱,设备环境美轮美奂,可是我们也见到有乡下的小学生在破屋中上课;(三) 在建设中,自然资源、水土、环境、生态,等等的破坏和损失非常大,环保部公布,2009年环境退化成本和生态破坏损失成本,约为当年GDP的3.8%,这情况会因为城市和沿海污染工业内迁更趋严重;(四)领导以政治决策搞经济,普遍用低技术,低效率,高浪费迅速制造廉价产品,投入很高,产出很少。环保部估计,十一五期间(即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亦即2006年至2010年期间)中国资源产出率处于320~350美元/吨的水平,祇有先进国家的1/10,且有下降的趋势,越建设越贫困;(五)在建设中,不顾忌地使用民力,伤害了国民(主要是农民或农民工)的家庭、健康、子女教育。他们的家庭长期离散,生活变得艰辛困苦,在伤病中痛苦忍受,死亡率增高,子女没有适当教育,伤害了民族未来的世代。环境污染导致几亿国民健康受损;(六)在建设中,不顾忌地破坏原有建设和财产,尤其是中国的文化遗产,一再破大规模摧残破坏,前有文化大革命,后有现在的建设,损失无法估计。

机关和干部普遍贪腐: 由于「向钱看」的迷思(myth),即使钱来自特权剥削,有钱便是成就和体面的象征,已蔚然成风,能够利用此伦理的是党政机关、干部和他们的关系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和干部,利用专政的权力、公营企业、基础设施,恣意廉价出卖劳工和地上地下资源中饱私囊。内外投资者可以很廉价地取得劳工和资源,趋之若鹜。

发财的关键是掌握权势,有权势者巧立名目化公为私,短期间就累积惊人财富,不但不以为耻,并且非常自傲,在政府宣传中也极力宣扬。公众把利用权势关系搞贪污腐化视为当然,甚至鼓励、欣赏、羡慕。过去被种族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等视为天理法条的「丛林法则」(The Law of the Jungle) 在中国大陆又重生了,这回更变本加厉,是本国丛林里的恶狼引进外地的强狼来帮助分享本国丛林里的弱肉。

中国沦为世界上最缺乏社会公平与社会道德的国家之一。整个社会盛行拉关系、走后门、贪污、欺骗,官民习于弄虚作假,风气败坏,上下互不信任,把使用非法或不道德手段,视为稀松平常。这种现象一直深入到教育界。本文在「稳固共产政权手段之一,对内绝对控制──文武兼施」一节中曾介绍过教育在中共政权中担任的角色。由于政治制度把教育当作一种统治工具和培养干部的机制,教育于是控制在政权者手中,因此学界和其他党政机构一样地贪污腐化,弄虚作假。各级学校以赚钱为目的,误人子弟,教育质量降低,社会对教育失去信心,成为根本的信心危机。

在这个贪腐环境下,利益相关者相互勾结巩固地位,政权得以维持其光环。不仅如此,外国投资者由于在此制度下得到最大的利益,对此投资环境表示非常欣赏,赞扬有加,视为良好合作伙伴,都很愿意给予支持,并不时加以驱策以期获得更大利益。连印度也认为让中国当(低端)生产型大国很好,而印度自己的目标是成为知识型大国。

资本主义运作必有其周期性的危机,中国大陆自1979年迄今所以还能支撑着避免爆发的原因:其一是它经济体大,大多数人还未进入新的经济体系,经济风暴传播迟缓;其二是专政权力可以调动巨大力量加以疏导和抑制,也有办法能掩饰;其三是外资在中国还有利可图,为了中国的廉价劳工和资源,保持着在中国的投入。

不过中国的经济危机已渐趋难以对付,例如2009年的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已导致今日严重的后果。此轮放宽货币政策,目的是要扩张投资,刺激经济繁荣。结果犹如医生下药不当,引起不可收拾的副作用,推动了民间借贷,巿场上「投资公司」林立,官员与百姓都参与其中,宽松的货币政策让有办法的人士便于用套利手段一转手之间来赚大钱,一手用低息从银行贷到钱,转手以高息贷给民间投资公司。通货膨胀带动物价普遍上涨,工资上涨永远跟不上物价上涨,政府见此情况又用紧缩银根来压制,于是民间借贷利率急剧上升,中小企业资金依赖民间借贷,破产倒闭风四起。银行坏账大増,如此很可能牵动金融危机。这次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祇救了大型的国企和外企,看似对他们有益,但在整体经济中,若在危机扩大中亦将不能幸免。预计政府为迎接十八大,保持「稳定」局面,必将再度宽松银根,不惜再次冒同样的危险。

从前西欧旧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西欧的殖民母国,产生贫富不均的情况;远在中国等落后国家的殖民地,则普遍被剥削至穷困状况。现在中国实施的西欧式旧资本主义结合反向殖民主义,这两种情况都集中在中国发生,因此贫富不均特别严重,即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使他们成豪富;大多数人穷到成赤贫。万分之一的人(10多万人)是豪富,从而产生以亿计的赤贫人口,但整个国家是贫穷的。2011年中国nominal (按国际汇率) GDP 72980亿美元,排名世界第2;全国人均nominal GDP 5,414美元,排名世界第88。上层愈富,基层愈贫。

中共为了显示富强,便坚决维持其一贯的「城乡二元体制」,那就是为什么农民身份世世代代不能改变,到城巿去打工的农民仍是农民的原因。所谓「城乡二元体制」,就是把全国30%有城巿身份的人口(4.019亿人),与70%收入极低的农民人口(9.378亿人)分开为「城」和「乡」两部份,「城」等于是殖民母国,而「乡」相当于殖民地。若城乡GDP 分开计算【简单估算法见注解】,2011年「城」的GDP为66134亿美元,世界排行仍为第2;「城」的人均GDP则上升到16454美元,可以排名到世界第43。大陆城巿人口中随时可见大富豪,但大陆「城」的人均GDP仍落后于台湾世界第39的20101美元,这就显示着中国大陆的「城」有19世纪西欧殖民母国相同的贫富悬殊情景,也可验证中国大陆「城乡二元体制」落实了与19世纪西欧相同的殖民主义。

【注解:分开「城」「乡」GDP的简单估算法:把全国30%有城巿身份的人口401,917,456人(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全国总人口1,339,724,852人),与70%收入极低的农民人口937,807,396人的GDP分开:我们已知「乡」民极穷,每人每天生活费用从1美元到2美元,「乡」的人均GDP估计为730美元。「乡」的GDP 应为 $730 X 937,807,396 = $684,599,399,080 ;全国GDP(72980亿美元)减去「乡」的GDP,得 「城」的GDP为$6,613,400,600,920 ;再除以「城」的人口,得「城」的人均GDP 为 $16,454。】

中国社会、经济正承受着西欧旧资本主义和殖民地经济的双重压力,危机四伏。政府宣传部释出的都是正面信息,一片欣欣向荣,不允许非官方言论及关于基层国民生活和想法的报导。高官富人都进行着将剥夺来的财产及家属逐渐移到外国,最后他自己一走了之。美国政府统计,中共部级以上官员(包括已退位)的儿辈拥有美国绿卡或公民身份的占74.5%,孙辈则达到91%以上。这表示中共党政上层对他们为非作歹得到巨大好处的制度没有信心,恐怕失势后被伤命夺财,必须及时把人、财移到讲人权,有独立法治的西方民主国家。讽刺的是,他们要去的地方,都曾是他们从政时跟着毛主席敌视的国家。他们也将和许多祖国逃来的自由斗士们平等相处。

孙亨利/扫瞄中共的一国三制(1)

孙亨利/扫瞄中共的一国三制(2)

●作者孙亨利,电脑程式师,曾在台湾任教于大学,赴美后从海运船务主管退休,现居加州。个人部落格为http://sunhenry.blogspot.com/。文章版权为作者所有,以上言论不代表ETtoday.net立场。ET论坛欢迎更多参与,来稿请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