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大理古城天主堂的巧遇（孙世伦）
刚过的五一，去了云南。在大理古城逛的时候，意外走进一座风格独特的天主堂：青瓦白墙，飞檐展翅，有如一艘就要升空的方舟。据说，这种在大理随处可见的白族建筑风格，是随着朱元璋的戍边部队来了云南。圣堂门口，冷清的小广场上，右侧是咖啡厅，左侧是酒店，我感到不太舒服，但转念又想，自己穿着短裤拖鞋、手上拎着啤酒，而且还不知道已经多少年没上教堂，凭什么挑剔。
圣堂里空无一人，多数布置是所我熟悉，但也有陌生之处，像是墙头的爱国标语，或门外广场上，比圣堂还要高的红旗。我怀着一丝罪恶感，走到圣坛前第一排坐下，拿起架上的歌本翻，想找出那首唱过无数遍的圣母经，江文也作曲那一首。这才发现圣母经原来有那么多版本，同时也才想起，对啊！圣经纸就是这么薄，小小一本就八九百页。
走出圣堂，回墙角拿起剩下小半瓶的啤酒瓶，在角落的咖啡座坐下。远远一桌，坐着两个穿黑皮鞋、黑袜子的男子，其中一个起身离开，另一个看见我在看他，就和我打招呼，说他俩都是神职人员。我一听，连忙放下啤酒，从椅子上坐直起来。
他是李雅各神父，在延安附近一个偏乡传教，属于圣母圣心会，就是创办台北光仁中学的那所修会。接着他告诉我，因为外国神父不能来中国传教，目前全大陆只有两位圣母圣心会的神父。我更加惊讶，我们家就是因为圣母圣心会的裴德思神父而成为教友的。我想起已经长眠大直公墓的母亲，罪恶感更深了。
另一个男子回来坐下，一位藏族修士。他说全西藏现在只剩一座天主堂，因为教会过去在西藏传教的经验非常惨烈。喇嘛杀了很多神职人员。他拿出手机，给我看藏区教友在草地上望弥撒的照片，我却想起了露天的电音派对。我问修士贵姓，他说西藏人本来没有姓，像他们家，就是用圣名当作姓。听完后，我心底更加不好意思，因为前年才去过西藏，却连这也不晓得。
李神父去过台湾。他谈起了张学良、三毛、丁松青和丁松筠神父，还说去年疫情前，本来有一群台中晓明女中的修女和学生要去他的堂区当义工，连机票都买好了，但临行前，他感觉到莫名的不安，就请对方延期。过没多久，疫情就爆发了。他又提到雷鸣远，以及雷神父最出名的心法：「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我说我在台中的母校卫道，现在就是由雷神父创办的修会在主持。我们又聊到另一位已经过世的圣母圣心会神父，华瑞礼，之前在淡水天主堂。
临别前，李神父对我说，能在大理相遇，是缘分，接着问我，北京离家最近的教堂是哪里？他说话时的眼神，就像我认识的每一位神职人员一样。于是我说，很近，就王府井，然后就跟他加了微信。等回北京，打完第二针疫苗，回教堂看看吧。（作者为自由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