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无城”——考古人要改写的中国古都史
新华社北京2月2日新媒体专电（记者屈婷）2016年5月，考古学家许宏在三联书店出版了一本小书——《大都无城：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8月旋即再版，更一不小心成了畅销书，获得多项权威图书年度大奖。凭什么？
答案可能在书名。“大都无城”的意思是：最早的都城是没有（外郭城）城墙的。这一说法挑战了中国古代都城“无邑不城”的传统说法，令一般读者深感新奇。
有批评者认为，许宏的观点缺少文史的佐证。许宏的回应是：“考古人也应当、而且能够以自己相对独立的身份参与写史。”
《大都无城》封面
通说认为，从魏晋到明清时代的中国古代都城，都具有城郭兼备的总体布局，大中轴的设计理念和里坊街巷的统一规划。那么，在魏晋以前，中国古代早期城市又是怎样的呢？
许宏在书中开宗明义：由考古学观察可知，早期阶段的城市并不像传统认为的那样，都有防御设施；而有防御设施的聚落也并非都是城市。
这个观点直指学界争论近半个世纪的汉代长安城。田野考古发现：最早的汉长安城是南倚龙首原，北滨渭河，用城垣圈围起的约34.4平方公里的一个区域。
在城市形态上，争议的焦点在于：最早用城墙围起的“长安城”，是否就是这座帝国都城的全部？在城圈以外，是否还有广大的“郭区”，供普通百姓生产、生活？
许宏提出了另一种观察的视角：汉长安城的发展应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可能是一开始延续战国时代大立郭城的传统。”他说，随着汉王朝国势的强盛、帝都的庞大化，后来才转变为内城加郭区的“大都无城”的状态。如果我们同意“汉承秦制”，那么，从未建造外郭城的秦都咸阳，可能给予汉长安城以深刻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他大胆提出：秦汉之前，中国古都的发展史应有“大都无城”更早的线索。这也意味着，从汉追溯到夏商的近两千年时光中，大部分的古都是“不设防”的。
这可能吗？许宏说：“当然！我应该属于考古学界的 资料派 ，还是让材料来说话吧。”
二里头宫殿区发掘场景
（小标题）源：“月明星稀”时代的二里头王朝
许宏认为，位于河南洛阳盆地、距今约3700年的二里头都邑，是迄今为止可以确认的“中国最早具有明确规划的都邑”，它的布局开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
这一观点来自他主持18年之久的二里头遗址考古工作：在逾半个世纪的发掘中，从未发现任何圈围起整个都邑的防御设施痕迹。许宏注意到，这种淡化对外防御，注重都邑内部功能分区，显然开此后殷墟、丰镐、周原、洛邑等商周都邑之先河。
这座大型“城市”有许多待解之谜：它究竟处于夏还是商代？二里头既不是最早、也不是最大的中国都邑遗址，为何许宏认为它是古代王朝都城的源头？
许宏的答案很简单：广域王权。他颇具诗意地将中国古代史划分为“满天星斗”“月明星稀”“皓月凌空”三个阶段。“ 满天星斗 是指邦国部族林立， 皓月凌空 描绘的是秦汉以后帝国时代的一体一统，”他说，二里头王朝正是“月明星稀”这一关键时期最早形成广域王权的“核心文化”。
在他看来，在“月明星稀”的王国时期，“最早的中国出现了”。二里头出土的大量考古实物表明：一个社会文化高度发达、影响力前所未有地强势辐射的王朝“呼之欲出”。其宫城作为王室禁地的方正、封闭、有序，和郭区的既不方正也不封闭的松散布局形成鲜明的对比，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和对后世都邑的影响力，堪称“大都无城”的肇始。
在殷墟甲骨文之前，中国的夏、商王朝及其分界问题扑朔迷离，处于“不可验真无法证伪的推论中”，因为并无当时的文献资料互证。对于二里头都邑“源头”的争议，正来自于此。
许宏列举了大量的考古材料，正是想跳出“某种程度上证经补史的怪圈”，以实证支持魏晋以前“大都无城”的观点。
不过，夏商周三代“大都无城”，在文献中并非无迹可循。许宏在书中援引了学者冯时的研究成果——通过对比“邑”和“郭（墉）”的象形文，冯时指出在夏、商和西周文明中，作为王朝的中心聚落，都采用了“无城之邑”的形制。
冯时通过研究若干古文献提出，“居中的王都由于有诸侯藩屏，实已无需再建高大城垣”“王都为无城之邑，正有使教命流布畅达的象征意义”。许宏认为，冯时在文献中的发现，跟他的考古学探索殊途同归，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大都无城”。
许宏在二里头遗址为参加公共考古活动的代表讲解
（小标题）辩：颠覆“无邑不城”的固有认知
“大都无城”又在何时终止，变成“无邑不城”的呢？书名中的“动态解读”，就是许宏隐藏的线索：从二里头到汉代，“大都无城”一脉相承，只在军事紧张、王权不稳的背景下才有反复，比如商代二里岗时期和春秋战国时期。汉代以后，中国古都才逐步走向“城郭兼备”的新纪元。
作为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许宏用20多年学术研究的成果，为读者绘制了一个从二里头都邑遗址走出的巍巍帝都演变史。他等待着“健康的学术批评”，但至今还无人出来直接与他论辩。
2013年，许宏在日本参加学术会议，第一次提出“大都无城”的想法，随后又在国内发表了学术论文，引起学界高度关注。相伴而来的，还有对许宏所持“二里头是 最早的中国 ”观点的质疑。
对此，许宏表现得很坦然：“考古学首先是揭示事物的既有存在样态，至于对它们的解读，则属于见仁见智的阐释层面。我一直在等待学界和公众从材料、逻辑和推导过程来讨论这些问题。”
年轻读者评价《大都无城》及相关思考具有颠覆性，许宏认为自己写书的目的达到了。他希望读者“用自己的脑子想问题”，而不是迷信权威或经典。
“我是一个颇为传统的主流学者，也是一个田野考古工作者，”许宏说，但自从2009年他出版第一本面向公众的考古著作《最早的中国》后，按年轻朋友的说法，他完成了从考古学的“盆盆罐罐”到大历史研究的“一个漂亮的蝉蜕”。
2016年年底，他和陶寺遗址考古队队长何努在北大展开了一场“最中国”的公开讨论，全程网上直播。此举开了考古学界的风气之先。
“中国考古学正经历着巨大的转型，”许宏说，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考古学正在转向面向世界的考古学。“一个共识是，只懂中国已经搞不清中国了，必须把它放在世界文明史的框架中来看。”
他把《大都无城》定义为考古人写史的著作。“你阐释历史的观点靠谱不靠谱，要让公众来看。真正有想法的考古人应把自己的研究升华到大历史的层面。”
(原标题：“大都无城”——考古人要改写的中国古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