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论广场》死刑犯放回社会 大法官留烂摊子（吴宗宪）

实质废死争议引发死刑犯可能被放回社会的疑虑。（示意图／资料照）

关于113年宪判8号宪法判决，大法官苦心说明死刑必须限于「个案犯罪情节属最严重」才能判死刑，看起来顺了姑情，也不失嫂意，让死刑存在，却大大限缩杀人犯被告被处死刑的可能性，要求法官必须「一致决」才能判死，不仅让多数必须服从少数的意志，更要求基层法官在量刑时，情感上都必须全部同意死刑，才能判死。同时，这个一致决的要求，放到国民法官案件上也将产生极大的矛盾，因为国民法官制度的存在，就是希望判决不要背离人民的法感情，但现在纵使参与审判的多数国民法官认为案件应该判死，也会因为「单一」废死派职业法官不判死，而全盘推翻。

现在依据113宪判8主文第13项，这些案件在当初法官判处死刑时，是否系一致决，关系到这些死刑犯能否本着这则宪法判决起死回生，而这个一致决举证责任的不利益必须由检察总长负担。那现在到底该如何举证，评议簿就是最明确的证据，但不幸的是，本月18日到台北地院考察时发现，37名死刑犯卷宗的「法官评议簿」，其中30件均因超过10保存年限而销毁不复存在。有位曾任法官的律师表示，可传这些法官来问，然而这仅是其中一种举证方式，但重点不管是评议簿销毁或法官不复记忆，任何其他可能存在无法举证的情形，都会使这些死刑定谳的判决，因检察总长无法举证一致决而遭撤销，此际，这些死刑犯，都将回到普通法院成为一般被告。

然而还有几个问题目前仍然无解，第一，这些案子的被告，并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101条、第101条之1的法定羁押要件。这些已经收容在监狱里十多年、二十多年的被告，有什么事证，构成有相当理由认为有逃亡之虞？而既然都曾被判处死刑，如何还有湮灭、伪造、变造证据或勾串共犯或证人的问题？

第二，纵使法官敢裁定羁押，一个审级的羁押期限只有15个月，如果审理期间还需要做精神鉴定，甚至复鉴定等，难保不会超过15个月，超过期限依法就必须释放被告。

第三，依照刑法施行法，可否假释是依照「行为」当时的法规，而非现行犯，因此这些死刑犯改判无期徒刑后，有些被告适用15年便可以假释的旧规定，倘声请假释都符合教化可能性时，扣除羁押可折抵的刑期，岂在不久的将来就要释放被告？

第四，当初收容等待枪决的天数可否折抵刑期?若否，势必会被人权团体质疑，若可，那么大多数死刑犯均达可申请假释的条件，就又有是否释放的疑虑了。

第五，这些被告是属于执行枪决前的收容而被关在看守所，非常上诉一旦成功，死刑定谳判决被撤销后，收容人身分就转换为被告，就算普通法院强加事由予以羁押，转为被告身分到事实审法官裁定羁押前的这段空窗期，根本毫无限制被告人身自由的法定事由。

这则宪法判决所创造的问题，远比它解决的问题多更多。大法官在判决表示，这些案件倘回归普通法院就依「法定羁押」程序办理，这见解真是令人直打哆嗦。回头确认这次死刑判决的大法官名单，扣除3位回避者，透过宪法法庭官网和裁判查询系统，发现真正有刑案实务经验的只有3位，扣掉回避的3位，及有刑事实务的3位，剩下9位大法官是不是根本不了解「羁押」或限制人身自由的相关规范，大法官这样恩准死刑犯「起死回生」，裁示得请求检察总长提起非常上诉，却因大法官不懂司法实务程序，让实务界面临无法可羁押的窘境，不禁让人怀疑，参与判决的大法官名单，到底是这些大法官都缺乏刑事实务经验，才会做出这样的「裁示」，又或者这只是大法官的另一种矫揉造作，两面讨好？

这以上的问题，我从宪法法庭9月下旬宣判以来，就不断透过记者会、总质询、委员会质询，公开向政府喊话，37名死刑犯若符合非常上诉要件，须想办法解决无法继续收容的问题，让人民清楚了解死刑犯的死刑定谳判决为何可以被推翻，政府可否继续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以及后续对于社会安全的危害防治措施。

但因为法务部、司法院、检察总长都没有「以法论法」给予正面回应，我才会发文要求说明，呼吁政府及时处理。就不劳特定立场的政客、侧翼律师，为执政党殚精竭虑诡辩护航了。

（作者为立法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