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扬明》记取《八一七公报》的历史教训
美国前国务卿舒兹过逝，令人惋惜，令人慨叹；可能也是代表着美国某一个阶段中国政策概念的结束。但这个阶段的历史教训，却是令人刻骨铭心；但「使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中华民国与美国关系中，所受到压力最大的，无疑是美国与中共的三个联合公报。而其中，对台压力最大且涉及承诺对台军售递减的即是《八一七公报》。此《八一七公报》虽是在舒兹上任后签订，但实际上却是舒兹无奈地接受他的前任海格与北京谈判的结果。在相当程度上，海格也是因为与中共在《八一七公报》谈判过程中让步过多，受到当时雷根总统的压力而去职。
但在当年事件发展的过程中，可以清楚的看出，这个对台对最不利的《八一七公报》，却正是台北未能顾及美国利益的后果。当然，在国际政治中，小国若未能了解、顾及大国的利益，最终遭到背叛出卖，并不令人感到惊讶。
1979年美国与中共建交后，原先在「建交过程」中，被美国与中共所有意无意忽略的「对台军售」这个议题，又重新被邓小平提出。可惜当年台北的主其事者未能洞见形势发展的可能性，遂导致后来数十年的苦果。
当年中共在与美国建交时，曾特别由中共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发布了《告台湾同胞书》，等于是重申了北京对美国的承诺，两岸的「和平统一」乃中共的「大政方针」；有意思的是，北京的这个「大政方针」，在北京与华府的英文译文中都是（basic policy），而当年两德未统一前西德的「基本法」（basic law），亦用了basic这个字眼；此中意涵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结果，台北当年的主其事者，面对这一个等于是华府和北京所共同选出、使用、具有指标性概念的字眼，完全不屑一顾，在公开回应中，仅以「统战」斥之，意图就此蒙混过关。
随后，在1981年，于墨西哥举行的坎肯高峰会上，中共当时总理赵紫阳板着个马脸，当着雷根总统的面前，把这个《告台湾同胞书》，一字一字念给雷根听；结果开启了当时国务卿海格与中共就对台军售对话／谈判的大门。最终，美国与中共签下了有史以来对台最不利的《八一七公报》。
虽然，在《八一七公报》签订后，雷根总统以其个人对台的情感，提出了对台的「六项保证」，其中并且包括了「美国不会强迫台湾与北京谈判」；然则在舒兹随后的中国政策公开讲话中，明白表示，美国的相关政策是要「培养（foster）一个环境让两岸接触」；时任美国国安会亚太事务资深主任的奥森伯格并且还曾把丘宏达教授等人请到国安会，劝说请告知台北准备应与北京进行对话／谈判。
而今，川普下台，拜登政府上台后，在国务院第一份有关台湾的政策公开说法中，民进党当局被定位仅是一个「民主选出的代表」（democratically elected representatives），这连美国本身法令《台湾关系法》中的用语「权威当局」（authority）都算不上。闻弦歌而知雅意，在民进党政府不断与北京的冲突中，华府出现了这样的变化，以当前的整体国际环境言，下一步的政策还不清楚吗？（作者为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