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人看大陆》拨开台湾民粹浮云 看大陆体制改革

两岸征文

扬厉铺张、添枝加叶自西洋欧美蔓延台湾岛内，隔着一湾海峡的中国大陆仿佛布满剑树刀山；当他们一再释出善意，也成了虎狼出穴的号角。殊不知，中国自周代就已完善了优良政治传统——《诗》曰：「天命靡常」；《左传》引《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如此思想构建了统治者的良知——异乎西方，中国的统治者需要导正民风、树立法度，而非市场之商品、资本之令牌、名利之侍仆。

更何况，改革开放的中共，早已不是井岗山上那个「老土共」；繁荣的今夕，更早已与台湾课本钟情的「大跃进」、「文革」判若云泥，而是埋没民粹浮云里的一系列人心端正、体制变革。

许多人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国惟一合法政党，实则不然——国民政府时期，党派林立，时人谓国、共以外的第三政党为「民主党派」。后来，民主党派仅中国青年党、中国民主社会党迁台，其余留滞大陆。文革时期，民主党派运作停摆，改革开放后逐渐恢复。现存民主党派有八：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中国民主建国会（民建）、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中国农工民主党（农工党）、中国致公党（致公党）、九三学社（九三）、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

在反华徒辈之间，民主党派常被贬称「政治花瓶」，我以此为西方思想根深蒂固之侵害，乃因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并非竞争、对立，而为相辅相成——中国共产党执政，民主党派依其专业分工参政，于「全国政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提出教育、医药、经济等方面建议。他们不求闻达，存续着中国的文人精神。此种不争权夺位的政党政治，洋人百思不解、望尘莫及，故以「专政」抹杀。

至于中国现行投票制度，亦逐渐扩大功效。十三大后，党内实行差额选举，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规定人大代表差额选举；1986年在修订《选举法》明确规定将差额选举，鉴于实行窒碍，也重将「等额选举」写入法律条文。

等额候选人的制约，则需有「反对票」，全国人大的第一张反对票来自一名台湾人。1985年，曾任台东县县长、立法委员的中国青年党人黄顺兴辗转逃亡大陆，后当选为全国人大台湾省代表。1988年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表决七个专门委员会人事时，黄顺兴当着邓小平在内的高官执起麦克风高喊：「我反对！」述着反对周谷城任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的理由：「我不认识这位候选人，但从简历上看，他已八十有九。这么大岁数的人，不应该再辛劳他了。应该让他好好保重身体。难道就没有年轻人为国家做事？」言毕，全场抚掌。表决时，当大会主席说「反对的请举手」，会场举起零星的十一只手；到「弃权的请举手」，也举起了六十一只。虽言周谷城终仍当选为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却是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以来反对票之滥觞，往后的反对票、弃权票不仅主事重要人事选举、任命，诸如三峡大坝建设、年度预算案、国务院总理年度报告亦不乏其身影。

至今，差额选举早已扩及全国人大常委；党职方面，亦已从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乃至权力最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事实证明，差额选举已于近年产生重大监督作用——2012年，号称胡锦涛「大内总管」的令计划爆发丑闻，落选第十八届政治局委员。

「依法治国」是国家稳定的基石，上至高官权贵，下及黎民百姓，故司法改革乃国家重要课题。

文革时期，大陆司法案件皆由党委审批。1979年改革开放初起，邓小平通过《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结束党委审批案件制度，隔年成立「政法委员会」代之。政法委员会主事司法审判与治安维护至十八大。

1987年，十三大提出「强调党政分开」，是中共的第一个司法改革主旨。1996年，中共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一词正式见于中共体制。

1997年，十五大提出「推进司法改革」。1998年，实行全面审判公开。2001年，发布《关于废止2000年底以前发布的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废止著名的「劳动改革（劳改）」制度。

2002年，十六大提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2003年，成立「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下设「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时期，鉴于周永康事件等影响，政法委权力遭到限缩；2013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有效制止了刑讯逼供，同年废除「劳动教养（劳教）」。

欲问中共司法体制改革如何？据瑞士《世界经济论坛》杂志调查2017年至2018年列国「司法独立」显示：大陆与台湾同分，大陆居第46名，台湾居48名。这份西方国家所作报告反驳着台人心底暴虐残蛮的大陆印象与民进党当局高喊的一系列司法改革虚号。

改革开放崛起后，中共产生许多「搭便车」贪腐问题，在资本的贿赂、牵制、斗争后，高层终究选择正视。十八大以来，中共展开大规模反腐败运动，整顿吏治。2018年第十三届全国人大通过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与党的中纪委合署办公，不仅一扫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以来的腐败作风，更全面继承中国自古代御史、民国监察院以来的监督政治传统，与西方乃至台湾对贪官污吏从宽、对官员生活作风毫无规范之态南辕北辙。

综上所述，中国人与西方人改革路线的最大差异何在呢？我思量，就是不搞理论作茧自缚，务求团结而不分裂，重视道德人心而非单纯且从宽的律令，胸怀百代千秋而非黄粱一梦——所谓政治，并非以西方主导的治国之道；所谓政治学，更非西方近百年来的局限。反之，泱泱华夏有着自己的历史，孕育优良的政治传统、政治精神，它适用于中国，不适用西方，犹如西方政治学适用西方，不适用中国。纵观历代政治改革，绝非一味模拟西方，反而是在传统文化精神的去留选择去芜存菁，博采众长，于历史之镜中自见。习主席曾多次引用魏征「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强调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为中国「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有自强不息、敬叶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不可弃绝，亦曾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阐述中华文明的海纳百川、异彩纷呈；又如唐代梅花尼子的「终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破领头云。归来笑拈梅花臭，春在枝头已十分。」正是中国人在百年的盲目崇洋后，重拾传统的千年预言。

然而，中共改革政治、振兴政治精神的作为，台湾人见到了吗？不！我们只能见到对中共不足的捕风捉影。王充《论衡》曰：「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闻一增以为十，见百益以为千。」此风若长，民粹就会在将在失本、失实的大夜中弥天彻地；反之，若能试图传送此些逆耳又无流量的真相，才有机会一矫俗人「言事增其实」、「好奇」之弊，当人心端正，政客也就不会投其所好，闭起强唇劣嘴，收起浮文巧语，专于施政利民，习近平时代以来，管制网路不良之风，想必与我同有宏愿。我以此为文人胸襟、文人职守，即将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精神沁入炎黄子孙胸膺，直教灿若芙蓉，坚如石莲。当我们重温文、武、周公的残卷，它将为君开来，开得无际，开得无垠。（刘律辰/南山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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