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觀察】韓璞／再談不知死，焉知生？

十五世纪画家Enguerrand Quarton画作细部：灵魂经过火炼净化后，由天使领入天堂。（图／法国皮耶尔德卢森堡博物馆馆藏）

别想太多了，历史文献在在告诉我们，古代欧洲人去世前最大的奢望，就是被葬在教堂之内，根本不在乎谁踩在上面。中世纪早期的人们抢葬教堂，很快就把内部空间都占满了，教会在六到十八世纪的一千多年中，不知重申了多少次：「除神职人员与少数德行崇高的贵族外，敬请大家多多选葬公墓。」可惜成效就是不彰。富裕阶层不惜捐出生平积蓄，想尽办法跻身「德行崇高」之列，相信若能长眠在圣堂之内，就等于拿到一张免排队的天堂快速通行证。许多教堂如今已移除地下的古老尸骨，但重新铺砌地面时仍保留了古代的墓碑。

▋「炼狱」的存在

逝者真的都上天堂吗？古早的说法不外是「好人上天堂，坏人下地狱」，这种二分法似乎有欠实际，因为横亘古今，大多数人并非全黑或全白。而且上天堂一定要经过受洗，未经洗礼的新生儿自动下地狱。不过有些人相信地狱外围有两个灵薄狱（拉丁文：limbus），其中一个专门收留未受洗的早夭婴儿，地狱之火烧不到这里，不至于让他们受苦。

十三世纪时，天主教教会举行了一场大公会议，正式认可「炼狱」（拉丁文：purgatorium）的存在。炼狱能净化不黑不白的灵魂，有点像天堂的等候厅，等待时间依各人生前的表现而或长或短。炼狱的出现，在天堂与地狱之间开辟了一个新的可能，深深影响民间的思维。多数人们都相信自己去世后，将进入炼狱接受净化，有朝一日还是能进到天堂。

炼狱像什么？对它描述最详尽的，可属十四世纪但丁的《神曲》，但其内容仅归于想像，并未得到教会的认可。中世纪画家笔下的炼狱有时形同地狱，都是对灵魂施加火烤净化的受难场。有趣的是，在中文里，与洁净有关的字几乎都是水字旁，可见在我们的思维认知上，最能达到清洁效果的是水，但天主教文化认为火也是绝佳的净化元素，还具有驱邪的功效，所以炼狱里采用的是火而非水。其火焰白炽明亮，有别于地狱的红火。

阿姆斯特丹市中心老教堂（Oude Kerk）的地面由两千多块墓碑组成，下方埋葬了逾一万人，如今绝大部分已掏空。（图／韩璞提供）

▋举行弥撒，以缩短刑期

尽管炼狱不是地狱，但人们一想到火炼仍相当恐惧，而且神学家相信炼狱的时间概念不同于人世，他们采用各种深奥的算法，推算出一般人约需接受等同于几百、几千甚至几千万年的火炼。

这么漫长！不能宽容一点吗？可以。最有效的「减刑」办法，就是寻求教会的大赦：人们可通过布施等慈善行为来缩短刑罚，也可要求教堂为自己举行弥撒，或请人为自己的灵魂祈祷，甚至代为出发朝圣。前一篇文中提到摊贩拿坟墓板当摊位，听起来似乎对死者不敬，但古人自有一套双赢的逻辑：小贩要想安心在坟上摆摊，只要为墓中人祈祷就可以了，因为死者每赚到一场祷告，火炼刑期就能减短四十天左右，当然是多多益善！有钱的丧家常在葬礼当天发粮赈济贫民，请受惠者替亡灵祈祷，颇有「我请你吃一顿饭，你用祷告来谢我」的意思。

古代的弥撒几乎全与死亡有关。讲究一点的人还没等到断气，便要求展开第一场「求情」弥撒，并在遗嘱中明定自己过世后，教区每天应替自己举行几场弥撒（有时多达数百场，没错，每天数百场！分别在不同的教堂、不同祭台举行），连续进行一个月、三个月、一年或数年不等。当然，弥撒、祈祷或朝圣都不是免费的，很多教士的经济来源靠的就是这类活动。许多教区在十二到十八世纪间都经历了一段鼎盛时期，常人若走进教堂，便可见到四下处处设有祭坛，神父在前方喃喃念诵祷词，通宵达旦为许多亡魂举行弥撒，有时甚至进行轮班制。

你可能会想，这么多弥撒只有富人才负担得起，那其他人呢？一般人的确没有这种财力，但许多职业都有类似同业行会的组织，如船业行会、金银器行会等，成员过世时，行会便集结群力，一同为亡魂群祷、出资举行弥撒，多多少少能缩短炼狱的火刑期。至于不属于任何组织的农人或穷人，那……他们就只能好自为之了。

十四、十五世纪以后，「大赦」的概念逐渐和教士销售的「赎罪券」结合：只要你舍得花钱，就能购得教会颁发的赎罪券（造型有一点像「好人好事奖状」），即便一辈子胡作非为，死后还是能够得到拯救。照这样的逻辑来看，有钱人在弥撒、祈祷的帮助下，应该很快就能上天堂，炼狱里大概只剩下一群可怜的穷人。这种现象让很多教徒感到忿忿不平，指责富裕阶层靠金钱脱罪，教廷借机敛财，赎罪券因此成了宗教改革的导火线，并为未来的新教催生。

1675年纽伦堡腰带同业行会打造的镀金银盘，用来在葬礼中装饰灵柩台，中央可见腰带扣造型，下方的骷颅头象征肉体的死亡与灵魂的重生。（图／Écouen国家文艺复兴博物馆馆藏）

▋你今天思考死亡了没？

今天的我们很难理解古人面对死亡的情绪。如今的医学能治好很多病症，平时生个小病，一般人不至大惊小怪。但古人没有这种奢侈的安全感，在抗生素与疫苗尚未诞生的时代，随便一个感冒，一颗蛀牙都有可能致命，遑论死亡三姊妹──战争、饥荒、黑死病──的频繁肆虐。死亡并非抽象的哲学思辨，而是随时随地能出现的实际威胁。换句话说，常人稍有状况，自会想到身后的事。思索死亡、准备死亡也成了人生一大课题。十七世纪的智者就曾说过：「只有真正的朋友才会每天都对你耳提面命：你今天思考死亡了没？」直到十八世纪末，仍有神父建议信徒应在卧室摆设一个骷颅头，每日定睛正视，凝视死亡。今天的我们很羡慕在睡梦中过世的老人，说这是他们前世修来的福，但对于古代的欧洲人来说，在不知死之将至的情况下离去是很可怕的事，因为人们最怕死前没有准备：亡魂若未曾接受临终的告解与赦免，怎么遵循正式管道进入彼世呢？

以往的人们多半在自家床上过世，街坊镇民会跟随神父一起进入弥留者家中，无论大人小孩，无论是否熟识对方，均前来与他道别，为他跪地祈祷。此时，垂死者的病房自动成为公开场合，不再属于私人空间。民间向来认为死亡应是人们齐聚一堂的时刻，只有赤贫者才会孤苦伶仃地过世。直到二十世纪中期，一般民众仍在临终召集亲友，在众人的陪伴下与世长辞。

但从1970年代开始，死亡渐渐成了绝对的隐私，常人的临终地点逐一从自家卧室变成医院病房，禁止儿童出入，传统围床诀别的情景也越来越罕见。史学家Philippe Ariès提及这一现象时，把「如今的死亡」喻为「昔日的情色」：在过去，人们向来开诚布公地面对死亡，但只敢关起房门谈论性事；今天的我们正好相反，情色是媒体百无禁忌的焦点，而死亡却成了人人小心避开的话题。

台湾近年来出现了好几位新作家，他们破除长久以来的忌讳，从医护长照、心理、殡葬、灵性的角度重新思索生与死，力图瓦解现代人避而不谈死的现象，并相信只有准备死亡才能活得更认真。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积极心态与古代欧洲人的哲学观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