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实验室──中华菁英本能 争夺一统天命（二）

这个以北京为首都的中华民国政府（又称「北洋政府」），本质上是一个比较虚弱的威权主义中央政府，地方上多处于军阀自治状态。它有着众多政党（估计有三百个之多）和相当重要的政党政治，拥有集会和言论自由，蓬勃的私人企业，以及有积极意义也颇为成功的外交活动。不幸的是，就像过去每当王朝崩溃时，许多强人武夫就会做的那样，野心勃勃的地方领袖和军阀，常常违抗中央政府甚至公开反叛，造成倒戈相向乃至混战。争夺一统天命从而统治整个天下，一直是中华菁英的本能，那些有武力也有雄心的领袖更是如此。

抨击儒家意识形态

然而，外来势力和内部的多元化力量都极大地约束了历史的重演。这个被今天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正式命名为「军阀时代」的时期，尽管表面上看似混乱，其实绝非全部有害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地位。许多地方领袖和菁英阶层，都主张地方自治甚至各省独立，以建立多个中华国家。由中原（Centralia）主导的天下一统秩序，被一个类似战国争雄的政治秩序所取代。然而，与战国时代不同，曾经的中华世界本身此时只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而已，而不再是整个已知的世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时中国的中央政府及自身领土主权的完整，还常常要依赖外国势力的支持。中华菁英的大多数人依然受到传统儒化法家世界观的驱动，以所谓安定与统一天下为旗号，但也经常用各种进口的新观念与辞藻──从美式自由主义到苏式马列主义──装扮自己。一个稳固、统一、强大的中央政府，无论是否民主，似乎依旧是大多数中国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们孜孜以求的神圣目标。然而同时，许多人也大量尝试引进一些完全不符合中华传统，乃至反秦汉式政体的思想；一些最开明的知识分子严厉地抨击儒家意识形态。1913年，国民党的杰出领导人宋教仁（1882～1913）──他被中国历史学者易中天誉为「中华民国唯一一位理解和实践真正的共和主义和民主政治的政治家」──赢得国会大选，中央政府即将由他执政，中国大有和平演变为一个多党制民主国家之势。然而，宋却在赴任北京的前夕遭人暗杀。这真是中国历史的一大悲剧。

在这个不寻常的时期──中国内外各种政治和文化力量史无前例地公开、自由竞争，形成了一场意义深远的意在拯救和复兴中华的启蒙运动。始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批判性地审视了中华历史，鼓吹根本性的社会和政治变革，甚至包括用以欧洲为中心的全球主义取代中国文化。其领袖多是深受外国教育或影响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等人。陈独秀在1915年就公开呼吁「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并在1919年明确提出「拥护德谟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的口号，将民主与科学尊为唯一的新信仰。

扭曲中国启蒙运动

然而，各种外部力量强烈地扭曲了中国的启蒙运动：日本索取德国在华（山东）权益，而美国「自私」地就此妥协，令许多中国民族主义青年对欧美民主颇为「失望」；苏联对华「无私」地放弃帝俄「一切权益」的空洞宣传，以及关于世界革命的有效鼓吹，尤其令高涨的中国民族主义情绪转向莫斯科。中国伟大的启蒙运动于是终结于1919年以民族主义为核心的五四运动。崇尚科学、民主与人权的理念，被其他进口的激进思潮──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尤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挤压甚至取代。同时，广为流行的汉民族生存危机感，也交织激发了中华中心主义的复兴：这一切都极为深刻地决定了中国的政治命运。毛泽东曾经信仰过各种进口的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民族主义、唯意志论、实用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他在1920年时还公开主张将中国分割成二十七个独立的主权共和国，却在次年成为由莫斯科组织的中国共产党之创始成员。

随后的中华民国犹如「中华版的魏玛共和国」，很快从一个软弱的宪政民主政体，转变为一个威权主义的党国军事体系。到1928年，由苏联资助、训练和指导，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通过为期两年的「北伐」战争，统一了包括满洲（东北）在内的大部分中国。

就在胜利之前，国民党在1927年年中与莫斯科断绝关系。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张作霖控制）和南京的新政府都与苏联断交，指责莫斯科直接资助共产主义颠覆势力，同时驱逐了苏联顾问并试图清洗共产党人，进而转向寻求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帮助。中华民国开始了由国民党一党执政的「训政」时期，建立了以蒋介石虚弱的个人独裁为基础的威权政体。

在蒋介石的统治下，中华民国进入了所谓「黄金十年」（1928～1937）。中国本土资本主义经济得到持续而迅速的发展，大量的社会政治变化也由此展开。对外，中华民国先前已有许多外交成果，如1921至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再次确定了门户开放原则，从而阻止了外国分割和并吞中国的企图，并开始了对中国主权如海关管理权的归还。（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