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复甸／外聘委员观感不佳，查无不法?
不知从何时开始，台湾的行政体系中出现了许多委员会。大量的决策从行政主管挪移到委员会，委员会的组成又泰半由外聘所谓「专家学者」组成。各式各类的委员会，从采购、申诉、人事评议，竟连受刑人假释到公司上市上柜的审议，都丢给委员会决定。
外聘委员出席会议收取车马费二千元。因属外聘，不管是哪一种类的案件，委员均毫无接触不明究理。因为报酬过低，外聘委员绝大多数都是到场再看资料。一些牵涉工程招标案件，契约范本、工程蓝图、单价计算表，各种资料数十卷，动辄几十公分厚。谁会为了审标，在会前花费数天时间审查比较，取得二千元报酬?
近二十年前个人曾被聘审查一单位WIFI设置规划案，与会委员多对WIFI不甚了解。该单位承办人还在审查会场提供该单位内部审查评分表，提供外聘审查委员参考。摆明了单位意见，外聘委员无非背书卸责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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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聘委员若仅做装饰花瓶，还则罢了。若是透过外聘委员操作采购，以合议制逃避责任更是令人愤恨。摊开报纸看到层出不穷的贪弊案件，南港展览馆案、龙潭购地案、柯文哲所称大巨蛋等五大怪案，关节都在采购的评审委员。
典型案件南展馆案更以力拓公司董事长郭某，透过关系找吴淑珍，搞到评审委员会名单和投票厂商资格限制文件，据以贿赂评审委员，并依工程总价比例支付吴淑珍作为酬谢。只有少数案件因被掌握犯案证据，得以侦查起诉。绝大多数采购评选案件都落得会议决定，而查无实据。柯文哲市长所说「查无不法，但社会观感不佳」，殆指此而言。
西洋行政学者所主张之行政责任，重点在权责相当。美国在2004年7月将联邦审计司署（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易名为政府问责署（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功能从消极而局限的机构审计，扩大至包括对人员的功过问责。将对行政人员的responsibility与liability，扩大为accountability。两千四百年前法家主张「兴功惧暴」、「信赏必罚」，与西洋的权责相当若合符节。
近年政府采购贪弊的根源就在逃避纠责。虽然刑法已经修改，要有直接获利才与图利罪要件该当。但若一旦被怀疑，莫名地陷入图利罪的追究，进入侦查绞肉机，那种煎熬绝非容易。仅管公务员图利检察官起诉后判决定罪率不达百分之十，案件确定常常已是十年之后，公务员生涯也就结束。
为了避免负责，绝大部分的采购都采用价格标，也就是最低价标。讲求招标品质，有利于民众的合理标或是最有利标，都因为公务员避免瓜田李下，而绝少被使用。因此公共工程品质低劣，原因与政府采购法规范不良有绝对关系。这种恶性循环对社会正常发展，实在是严重的伤害。监察院第四届委员曾对贪渎案件滥行起诉定罪率过低提出纠正，未见行政院回应。
然而有心搞鬼的公务员，却依然大辣辣利用政府采购法中评审委员合议，来掩盖贪渎犯罪逃避刑事责任。所以，废弃外聘委员合议，事事透明。所有决策都要留存判断依据，严格要求主管的审核责任。至于判断的良窳，则非刑事责任，留待行政奖惩，才是督促行政进步的方法。
原本委员会制度贵在集思广益，目的在避免决策思虑不周与独断，但委员会均应由专任委员组成，而非随机挑选机构外人员代为决策。行政管理理论中的责任制，因主管行政决策变成委员会议决，于是责任政治便模糊不清了，社会谑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行政体系规划出各式各类的委员会，纯为卸责。为了避免「恐龙法官」之讥，连法院都改采合议，已几乎没有独任审判的法官，成为全世界独有的怪现象。难道，三个臭皮匠，真的比一个诸葛亮强吗?
●作者李复甸，中华民国仲裁协会理事长、中国文化大学法律研究所教授、执业律师。以上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88论坛欢迎多元的声音与观点，来稿请寄：editor88@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