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财社论：和平分手的背后应直面数字苦旅的挑战

和平的分手不只是纸短情长，还有认知重构。

董宇辉的离职再次被送上热搜，相比于去年末的“小作文”事件，这次俞敏洪和东方甄选为董宇辉安排了一场和平的分手，不仅将与辉同行作价7658.55万转让给董宇辉，而且股权购买款也通过新东方与董宇辉的某种合作关系来进行支付。同时与辉同行的“嫁妆”，还有该公司成立至今的1.41亿的未分配利润。

正由于俞敏洪和东方甄选这次的慷慨，引发的评价褒贬不一，有赞赏俞敏洪和东方甄选有情有义的，也有质疑其慷他人之慨损害中小股东权益的。

俞敏洪和东方甄选这次与董宇辉的分手切割究竟是否合规合法，如有必要，可以诉诸法律进行明辨，相关各方可以利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而这件事之所以值得用社论来写，是因为中国经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涉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资产入表方兴未艾。

如何为数字资产进行定价，并计入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这是一个值得好好研究的问题，这不是简单的算力、算法和数据资源的投入问题，而关涉数字经济下认知的革新。

在数字经济时代，人们很难用简单的投入产出等去看待固定资产形成。这是因为数字经济生态下，投入不一定能有回报，甚至绝大多数投入都是冗余成本，很难产生现金流，因此数据资产等定价其实更多是一种主观定价，且具有不稳定性，投资者更多基于预期甚至虚构未来现金流贴现模型来估值。这方面不论是烧钱的AI，还是董宇辉这样在市场中基于能力和运势耦合而成的超级个人IP，其能否产生现金流并不取决于前期在算力、算法和数据资源中投入了多少。

以董宇辉超级IP为例，去年末东方甄选以一种复杂的让人看不清责权利关系的方式留住董宇辉，被市场看作是东方甄选的优质资产，但这类资产除系统等硬件投入外，个人IP资产价值是高度不确定的，其价值介于0到其直播现金流贴现率之间。一旦责权利关系理不顺，激励约束不兼容，那么此类资产的价值可能是零，甚至是负值。

因此，对企业来说，将这类以某个模型化现金流贴现率入表，注定将开启一场不确定的数字苦旅，这相当于企业与个人IP的多空对赌。现在的AI也一样，持续的烧钱若产生不出经营活动，那么其投入就是一种耗损式消费。

正所谓实践出真知。身陷旋涡的东方甄选这半年多来，股价反复，往往与董宇辉个人的情绪表达相关。这是上市公司的优质资产，同时也成为其股价动荡的源头，在此警示的不仅是东方甄选的治理体系能否驾驭这种天然具有不确定性的数字资产，更展现出传统的现代公司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在面对数字经济生态下新情况时的茫然和窘态。

无法驾驭之下，放手或是最不坏的选择。这一点恐怕没有人和组织比俞敏洪和东方甄选感触更深。从这个角度上而言，东方甄选与董宇辉的和平分手，与其说是一种情怀表达，不如说是数字经济生态下企业的无奈。

为此，投资者也需要适应数字经济下的这种变迁和无奈，即数字经济生态下，资本有时不再是一种支配性资源。数字经济生态下，人等要素资源不是为某种商业目标而配置，而是基于个体的人力资本特征、为其匹配能最大化其能力的服务资源，这在超级个人IP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数字经济生态下，超级个人IP以智力资本的形式存在，与资本的关系将是共享受益权/受益权和剩余索取权的信托关系，而非委托代理关系。因此必须善待每一个进行创造性活动的个体，他们都具有准超级个体IP的能量。

对于东方甄选而言，阵痛难免，数字经济或许是一场还在继续的苦旅。同时，这里面也显露出中国经济驶入数字经济生态后，企业的敢闯、敢干，企业家的探索精神以及挣扎。而尊重已经出现的新情况，并迅速摸索制定新应对，是每一位数字经济弄潮儿应该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