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昔豪英桥上饮─纪念七等生及文季世代

从右至左为七等生、古蒙仁、聂华苓、茹志鹃、李欧梵、吴祖光、刘绍铭，陈映真和王安忆（二人背对镜头）。（古蒙仁提供）饮酒过量，有害健康

七等生著作《我爱黑眼珠》书封。（古蒙仁提供）

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二十余年成一梦，此身虽在堪惊。──南宋陈与义〈临江仙〉

一

2020年10月24日，七等生因癌症辞世，27日在淡水海葬。丧家未发讣闻，未举行公祭及任何纪念仪式。以这样低调的方式，走完他81年孤独的人生，也为他一生扮演的「遁隐者」的角色，做了最忠实、贴切的诠释。

自从2003年他宣布封笔，淡出文坛后，确实从此销声匿迹。17年后他的名字再度在媒体出现，却是辞世的消息，在文学界又掀起了一阵涟漪。媒体大幅报导，「脸书」社群上充满了各种追思、怀念他的文章，让人不禁谓叹，又一颗文学巨星的陨落，以及一个文学世代的消失。

从世俗的观点来看，他的一生是平淡无奇的，出生在苗栗滨海的通霄小镇，在这个偏乡当了一辈子的小学教师，课余写点文章，赚点稿费补贴家用，也能画画，弹奏乐器自娱，一如那个年代绝大多数的公教人员，生活清苦，勉强度日。

可是他的内心却是苦闷的，怀才不遇，有志难伸，因而离群索居，转而追求内心的世界。而文学就是他精神的抚慰，甚而是灰暗人生的救赎。

1962年，七等生年方23岁，在「联副」上发表了第一篇作品〈失业、扑克、炸鱿鱼〉。虽然只有三千多字，且毫无故事情节，难以归类为短篇小说或散文，却因充满了虚无和颓废的基调，具有现代主义的隐晦精神，因而被视为现代小说的实验之作，很快就受到同世代青年作家的注意，并援引为同一文学阵营的伙伴。

1966年《文学季刊》创刊，七等生名列编委之一，这是他首度参与文学团体。由于尉天骢、陈映真、刘大任等《笔汇》时期的创始人各有工作，大部分的编辑工作都由七等生负责，他甚至为此辞去工作，全心投入《文学季刊》第一至第五期的编务。

此期间黄春明、王祯和、施叔青、雷骧等新锐作家陆续加入，纷纷在这儿发表重要的作品，使得《文学季刊》在小说创作的领域大放异彩，「文季世代」于焉形成，不但当时广受文坛重视，日后也在台湾文学史留下重要的一页。

身为「文季世代」的核心成员，七等生的重要性不言可谕，特别是在小说的创作上屡有惊人之作。他的小说因语言晦涩难懂，故事情节离经叛道，人物的性格阴暗扭曲，却又能运用独特的文字书写，将这些负面的元素融铸成异质化的文学作品，在现代小说中独树一帜，成为极具个人风格的作家，也因此成为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二

1971年10月，我进辅大中文系就读，虽然高中时代我就开始写小说，作品也曾在「人间副刊」刊出，但对现代文学的接触还是进辅大之后。某天我在图书馆的书库里翻出三大本的《文学季刊》合订本，上面布满了尘埃，是我在南部不曾看过的纯文学杂志。封面上那些作家的名字我也很陌生，其中七等生更是一个猜不透的名字，特别引起我的注意。

我好奇地打开来看，一看便不忍释手，一连几天很快便将陈映真、黄春明、七等生、王祯和等人的作品看完了，内心有无比的震撼。尤其是七等生的作品，完全颠覆了我对小说的理解，原来小说也可以这样写，从此改变了我写作的风格。这些作家也成为我极仰慕的对象，很希望有一天能认识，并向他们请教。

1975年6月中旬某个晚上，黄春明应邀到辅大演讲，我当然不能错失良机，听完之后便鼓起勇气去找他。他表示曾看过我的小说，对我颇有印象，便约我几天之后在台北见面。二人一见如故，谈得欲罢不能，学期结束后我搬出学校宿舍，居无定所，还曾在他北投奇岩老家寄居了半个月，深受他们夫妻照顾。

那时陈映真刚远行归来，我热切地想见他一面，透过黄春明的引介，我们也很快见面了。同样一见如故，谈得欲罢不能，更加深了我对他的仰慕之情。1976年9月我赴金门服役前夕，他和新婚夫人陈丽娜特别在中和寓所设宴为我饯行。因此我对文季世代的作家始终怀抱一份兄长之情，对他们提携后辈的热情永远铭感于心。

1978年10月，我从金门退伍回到台湾，进「时报周刊」担任采访编辑，开始我的采访生涯。其中有个「城乡小调」专辑，由我负责撰稿，每个星期选一乡镇，对其特色做深度采访报导。某次路过通霄，因为这儿是七等生的故乡，便顺道去拜访他，两人在他家的榻榻米上盘腿聊了一个下午，起身要告辞时，我才发觉两脚酸麻得几乎站不起来。

他的长发后梳，体形瘦削，陪我在小镇的街道散步时，我的脑海里老是浮现〈我爱黑眼珠〉的场景。主人翁李龙第撑着一只黑色雨伞，在冬日黄昏下雨的街头踽踽独行。没有方向，也不和人打招呼，只是毫无目的四处游荡。

李龙第不就是他本人的写照吗？这个瘦削的灵魂，终其一生都是个遁隐者，离群索居，活在想像的世界，甚至幻想自己是洪水来临时的救世主。依照存在主义的理论，世上的一切都是一场虚无，这或许就是他小说创作的源头罢？

之后我每次搭台铁海线列车经过通霄，当列车停靠在小火车站时，总会看到海岸的防风林，以及七等生在小镇踽踽独行的身影。二者的影像重叠在一起，已成了我永难忘怀的通霄小镇永恒的风景。

三

1983年秋天，我和七等生再见面时，时空已有所转变，场景一下子跳接到美国爱荷华大学的「五月花」学舍和比邻的聂华苓家。那年聂华苓主持的「国际作家写作坊」邀请他和陈映真，大陆剧作家吴祖光、新凤霞夫妇，小说家茹志鹃和女儿王安忆，一齐到美国访问，写作坊即设在「五月花」学舍。

为了欢迎这些远道而来的贵宾，聂华苓特别选了一个周末，在家里举办一场欢迎餐会。我和高信疆正好在邻近的威斯康辛大学东亚所就读和做研究，指导教授是刘绍铭，聂华苓便邀请我们三人一同前往参与盛会，与老朋友同欢，真是贴心的安排。

我们开了三个半小时的车，找到聂华苓的家已是黄昏时分，小城的秋意有些萧索，可是一进到屋子里可热闹了。除了上述六位主客已就座，在场的还有李欧梵、蓝蓝夫妇，韩国诗人许世旭，以及主人安格尔和几位来帮忙的台湾留学生，原本宽敞的客厅竟有些拥塞，热烘烘的，充满了欢欣的家聚气息。

聂华苓真是个周到而细心的女主人，不仅张罗了丰盛的晚餐，还准备了精彩的余兴节目。甫用过餐，人人座前即摆上一杯咖啡，一杯香茗，或一杯好酒，然后逐一点名宾客起来表演节目，千夫所指，谁也抵挡不了。

大概趁着那么一点酒兴吧，大家都很放得开，先由许世旭唱韩国歌谣「阿里郎」，一边唱，一边还打鼓。接着由陈映真唱客家山歌，硬是唱得委婉有致，曲折动听。高信疆唱「流亡三部曲」，声音高亢，举座为之沸腾。李欧梵以交响乐哼「满江红」，刘绍铭则吟了一首古诗。七等生拖到最后，鸭子逼上架后，出乎众人意料之外，竟是以最华丽的身段出场。

他提一口气站起来，皮鞋跟在地板上一阵猛敲，双手在头顶上打着清脆的拍子，腰身随节拍扭转，当场跳了一段西班牙斗牛舞。他的身手俐落，节奏快速，赢得大家热烈的掌声，将现场的气氛带到最高潮。

他回坐之后大家仍议论纷纷，不断询问他是那儿学来的，为什么跳得那么好。他只是笑而不答，安静地喝茶，让大家急着满地找跌破的眼镜。那是我看过最不像七等生的七等生，生平也只有这么一次，因此至今仍印象深刻。

四

我最后一次与他见面，大约是二十年前。那时我在国艺会工作，常要去探访古迹，以及在古迹举办的艺文活动。某个秋天的夜晚，我路过大龙峒的保安宫，想到我们补助的一个南管研习传承计划，便想进去看看实施的情况。

夜晚的保安宫十分幽静，少有人迹，加上灯光朦胧，更显出传统宫庙建筑之美。我走进三川门，朝内埕西侧的厢房走去。这儿有个和华乐社，夜晚社员常在这儿操琴弹唱，曲音悠扬，四处可闻。

我去的时候较晚，社员大多已离去，只剩一人抱着琵琶，交叠着双腿坐在一张椅子上，咿咿唔唔的，正在自弹自唱。我趋前一看，竟是多年不见的七等生，他也认出我来，两人不禁相顾大笑。

我便拉了一张椅子坐下来，准备和他好好聊聊。他说他喜欢南管古乐，也能唱上几曲，这儿有几位同好，没事上台北时就来保安宫与他们酬唱作乐。那晚曲终人散，他却意犹未尽，便留下来自娱一番，没想到会和我不期而遇。

我们两人都十分开心，天南地北无所不聊，就是不谈文学，因为他已宣告封笔，也少与文学界往来。文坛众声喧哗，一切有如过眼云烟，离他已十分遥远。他只活在当下，闲暇聆赏南管雅音，就是他晚年心灵的寄托，也是他最自在、惬意的时刻。我完全可以理解他临老的心境，他仍然是个遁隐者，是流浪在文学荒野的一匹孤独的狼，今生只能踽踽独行。

如今二十年又过去了，他也走到了人生的终点。当他的骨灰洒在淡水的外海，总算如愿地寻到他今生的归宿。每天随着潮汐涨落，自在地漂流，或许他不安定的魂魄，就能在此永恒地安顿下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