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符表达的长征精神——我听《长征组歌》
1965年8月，《长征组歌》首演。这是《长征组歌》之《遵义会议放光辉》（资料照片）。 新华社记者 李保国摄
我就是通过舞台艺术片与《长征组歌》结缘的。那是在一个没有座椅的礼堂里，我第一次听到了《长征组歌》，当时对音乐并没有什么感觉，但影片鲜艳的色调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时我还在上中学，英语老师是一个音乐爱好者，他教我们唱了其中的《过雪山草地》。从那时起，我慢慢喜欢上了这部作品，并逐渐对它有了一些认识。
长征题材的音乐作品有很多，长征途中就有。中央红军到陕北后不久，由陆定一和贾拓夫合编整理的《长征歌》在红军中流传。这应是第一首完整讲述红军长征的“十二月歌”，用《孟姜女》音调填词。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有了真正意义上的长征题材音乐。从丁善德的《长征交响曲》到张千一的交响套曲《长征》，用音符表达长征精神已成为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创作的重点。但在众多长征题材音乐作品中，最为深入人心的还是《长征组歌》。
《长征组歌》运用了红军歌曲和江西采茶戏、苗家山歌、湖南花鼓戏、云南花灯、川江号子、陕北秧歌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民间音调，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1965年8月1日，《长征组歌》首次在北京演出，获得巨大成功。之后连续演出30余场，场场爆满，在上海、南京、香港的演出也获得了广泛赞誉。1966年，《长征组歌》踏出国门，在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国演出数十场，受到了高度评价，成为中国合唱史上的里程碑之作。1976年1月，电影《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组歌》拍摄完成，并于当年在全国上映，反响热烈。从此，《长征组歌》成为那个时代家喻户晓、人人传唱的经典革命歌曲。《长征组歌》首演迄今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这部在中国音乐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作品历演不衰，仍然受到人们的喜爱和欢迎。
为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1965年，原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文工团的作曲家晨耕、生茂、唐诃、遇秋根据萧华将军的《长征组诗》创作了这部大型声乐套曲。它共有10首歌曲，分别为《告别》《突破封锁线》《遵义会议放光辉》《四渡赤水出奇兵》《飞越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吴起镇》《祝捷》《报喜》《大会师》，全景式和诗意化地讲述了中央红军长征，中央红军到陕北后发起的直罗镇战役，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到达甘南以及红一、红二、红四3个方面军的大会师，可以说是一部用音符表达长征精神的杰作。1965年8月1日，《长征组歌》在北京首演，获得极大成功，但不久后被尘封。直到1975年复排，进而被拍摄成舞台艺术片于1976年公映后，这部作品才被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
后来我到军校任教，接到的第一个科研任务是编撰解放军音乐史。这项工作自然绕不开《长征组歌》。我找到《长征组歌》总谱做案头工作，完成了这部音乐史中关于《长征组歌》的撰述。接着，我开始教“解放军音乐史”这门课程，必然要讲《长征组歌》。这门课每年开一轮，我教了十几轮，就讲了十几遍《长征组歌》。我对这个作品太熟悉了，于是便指导研究生撰写有关《长征组歌》的硕士论文。
201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这一年我与《长征组歌》进行了深度接触。我做了三件事情：一是策划并组织召开全军长征题材文艺创作座谈会。在这个座谈会上，《长征组歌》是一个不可不提的话题。二是组织举办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音乐会，演出了《长征组歌》。这应该是《长征组歌》传播史上一次重要的演出。不仅担任领唱、独唱的都是著名歌手，而且还是第一次用民族管弦乐队伴奏演出的《长征组歌》。三是指导一个研究生完成了她的开题报告《〈长征组歌〉传播研究》。2018年，我正式退休前的教学工作就是指导她完成这篇论文。她的论文获得优秀论文，我的军旅生涯也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2020年10月15日，上海音乐学院新时代版《长征组歌》在沪首演。 新华社记者 任 珑摄
2020年，我作为上海音乐学院的一名外聘教师，又一次与《长征组歌》结缘。为“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海音乐学院决定排演新时代版《长征组歌》。我不但提出了“不动一个音，不改一句词”的建议，而且审看了演出台本。上海音乐学院演出的新时代版《长征组歌》十分成功。这是一个较为纯粹的音乐会版本，删去了原来的表演性因素，让听众更能感受到《长征组歌》的艺术魅力，更清晰地捕捉到这部作品的艺术构思、音调的地域风格和全曲的套曲结构思维。首尾呼应的音乐主题，是全曲的思想主题，也表现得十分鲜明。由多媒体数字技术支撑的音乐会版《长征组歌》，在传播方面更具优势。在最后一曲《大会师》的尾声，我领悟到了那种美学意义上的崇高。
作为一部用音符表达长征精神的红色经典，《长征组歌》的音乐仍在回响，它永远是人们心中的红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