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南島時代:新加坡「被」遺忘的族群傷痕
《终战诏书》放送之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告终。
1945年9月,相隔三十多个纬度的新加坡,人们欢喜地涌上街头迎接盟军的到来。他们大多是华人,而此刻「被」迎接的盟军正由蒙巴顿将军所指挥,率领着既是殖民者又是解放者的英军,重返新加坡。
然而英国人的威风凛凛,只是回光返照。大战中「大意」输掉马来亚与新加坡的英国人,早已失去了在地的信任。此一时彼一时,在历经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本统治后,马来亚的族群政治更显复杂:新加坡华人成了争取自治的最大力量,马来民族主义的火也熊熊燃烧,而受到中共鼓舞的马来亚共产党,也将影响力渗入新马地区。
▎英国人的「分而治之」与新加坡的繁盛:老死不相往来
犹如「狮城」一名源自马来语「Singapura」,原以马来人为主要居民的新加坡本同属马来世界的一部分。直到1819年代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殖民者莱佛士(Raffles)爵士,为了找寻能与荷兰抗衡的港口,占领了当时名义上由柔佛王国苏丹「东姑阿都拉曼」(Tengku Abdul Rahman)统治的新加坡岛,狮城的殖民故事自此展开。
为了找寻能与荷兰抗衡的港口,代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莱佛士爵士(图中雕像),占领了新加坡岛,狮城的殖民故事自此展开。 图/欧新社
虽然就地缘政治上荷兰与英国多有冲突,但在拿破仑战争后,荷兰政府考量其对英国举债甚多,双方不得不重修旧好,终于于1824年在伦敦签署《英荷条约》,确立双方在东南亚的势力范围。这份文件影响了印尼与马来西亚的地理范围。两年后,英国政府将槟城、新加坡与马六甲共组成一个「海峡殖民地」;新加坡成为英国南洋贸易的指挥核心。
新加坡很快地被建设为重要的贸易商港。为了开发其商港特性,莱佛士采取门户开放的移民政策,来自南亚、南中国、马来亚与印尼群岛的移民开始大量进入新加坡岛;移民之中,有的是自愿迁徙,有的则是被人口贩子拐骗到此工作。
大批移民的涌入,让新加坡迅速发展,原本几百人的小渔村,在1860年时人口竟已超过八万人。此后,随着英国力量逐步推进马来半岛,原本散居马来亚的华人也因商业诱因而往新加坡涌入。到了1909年英国控制整个马来亚的同时,新加坡的华人比例也已突破70%,总人口更爆增到22.6万人。
面对多种族人口遽增,殖民政府需要一套种族说词来合理化统治策略;受到种族主义科学的影响,英国殖民政府采取「MCIO」的人口管理制度,也就是马来人(Malay)、华人(Chinese)、印度人(Indian)和其他(Other)。
依照1822年《莱佛士城镇计划》(Raffle’s Town Plan),不同种族的移民居住在不同地区,华人则又依方言群分配到不同居住地,譬如福建人在直落亚逸(Telok Ayer)、潮州人在新加坡河畔、客家人在克罗斯街、广东人在牛车水等等。此外,峇峇娘惹则聚居于丹戎巴葛(Tanjong Pagar)与尼路(Neil Road)附近。这个做法减少了族群间的互动,但英国的殖民政策,还是透露出各种族间微妙的关系。
当时外来移民已逼近总人口的一半,相形之下处于散村形式的马来人显得没那么多。不同于被定位为契约劳工的「勤劳」(认份地被剥削)的华人,殖民母国的学者将马来人描述为「懒散的种族」,并限制他们只能从事农业。即便事实上马来人的数量占了大宗,他们却被贴上「难当大用」标签的;真正具有利润的经济生产则转由外来移民主导。
1886年英国政府引进土地所有权政策,新加坡出现土地交易市场。一些马来农民曾尝试趁着咖啡作物景气时,将咖啡土地贩售给华人或印度人赚取高额利润,但这种「下有对策」很快的就被英国人发现了,殖民政府于是实施「习俗土地」(customary land)制度,规定马来农民只能将土地转卖给马来人,而不是握有财富的华人与印度人。
种种不公平的限制来自于殖民者的种族论述。英国人讥讽马来人是「坐在树下等椰子掉下再剥开来吃」的族群,并宣称政府的做法都是在「保护」马来人,让他们独立于资本体系,不用与其他族群竞争工作,但这让马来人既不能从事其他职业,又不能仰赖空间换取资本,最终造就了马来人弱势的经济地位。
马来人「不感兴趣」的原矿开采(锡矿、棕油、蔗糖等)属劳力密集型的工作。为鼓励招工,殖民政府也允许印度人与华人自行组织劳工招募,之中形成了许多类似今日移工仲介的利益团体。譬如电影小说里常出现的「天地会」,就掌控了大批华人移工的生死大权,连英国政府都没办法控管。
快速的经济发展也带来剧烈的人口变动,但大体而言,这个新加坡梦的展开,虽建立在马来人的结构性弱势上,不过族群之间至此还算是相安无事,没有太多接触,也没有太多刺激,虽有波动却鲜有涟漪。
新加坡各族群人口的变化。 图/作者制图
▎日军占领时期:敌人的朋友就是敌人
新加坡的繁盛持续了七十多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其也没有影响,但不知是否过于太平,1942年2月,在太平洋战争已开打两个多月之际,日本仅仅花了七天时间,就击垮大意的英军。
在英国统帅白思华将军(Arthur Percival)签下投降书后,日军取得整个马来半岛,以及新加坡岛的统治权;新加坡被更名为「昭南」(Syonan),取昭和之名号,为天皇照亮南方的意思,并从直属特区转为隶属于「马来」之下的特别市,在意外之中,日本政府也完遂了马来半岛的统一。
二战前,马来半岛的华人虽然人在东南亚,但族群认同仍以中国为依归,一些心系中国事务的华人愤恨于日本的「侵华战争」,在日军登陆新加坡时,奋力协助英军抵抗入侵。新加坡沦陷后,这些反抗华人更加入了的星华义勇军,华人族群也因此成为昭南政府日后的头号黑名单。
为清洗反对力量,昭南市政府在境内实行「检证」,要壮年的华人男性到「检证中心」报到,由日本士兵判断你是否有「反日倾向」。是,就在你身上写上「抗日份子」四个大字,然后押在一旁,等待发落;不是,就在你衣服上写个「检」,表示通过检证。
风声鹤唳,那个「检」字成为华人宁愿不洗衣服,也不敢洗掉的保命护身符。
这个行动被称做「肃清」,光凭日本宪兵队的报告就指出,至少有六千名狮城华人惨遭杀害;在马来亚、菲律宾也都有过类似的「肃清行动」。
在战前,日本情报单位就对东南亚进行过调查,相当清楚各地的华人领袖、派系的情况。在肃清进行的同时,日本政府也试图在马来地区成立单一华人组织,积极拉拢犹疑的华人菁英,成为配合日方控制华人的白手套。
有「马来之虎」之称的日军指挥官山下奉文(左三坐者)与英军指挥官白思华(右二托腮者)交涉新加坡投降。 图/维基共享
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打着「大东亚共荣圈」的口号,声称要把西方殖民者赶出亚洲,建立亚洲新秩序。因此,不同于对待华人的肃清,日军在攻陷新加坡后几天,就在小印度的花拉公园对印度战俘发表演说,指出日方会实际支持印度解放运动,冀求挪用印裔族群对爱国主义的情操,使之与昭南政府展开统治合作。
而被殖民政府长期压迫的马来人,因自觉己身在殖民系统下受到的待遇不公,对英军的惨败反倒冷眼旁观,取而代之的昭南政府,对马来人而言并不是敌人。
相较于英国殖民政府对马来人的诸多限制政策,日本则宣传「共同保卫马来亚」,放宽伊斯兰宗教事务,并允许马来人公开庆祝开斋节,借以拉拢马来的宗教菁英。昭南政府也打破了就业市场的种族限制,让马来人能接受技职教育,进入过去由其他人种垄断的经济活动跟就业市场,马来人也因此大幅强化对「马来群体」的身份认同。
日本的占领政策,大力催化了「马来民族主义」的诞生。
日本鼓励马来人加入其所支持的「大印尼」(Great Indonesia)计划,希望将印尼人和马来人(印尼人和马来人说的语言可以互通)整并为同一股民族力量,以配合其「大东亚共荣圈」的战时号召。
昭南政府控制新加坡的途径,除了强调马来共感外,「大印尼」的号召也刻意地排除华人在东南亚的族群文化。譬如,昭南政府在进入新加坡的第一年,就将华校通通关闭,此举对华人来说是再直接不过的压迫宣示。
但到了1943年,日本将马来北方四州割让予泰国,这直接使整个马来地区的华人比例攀升到47.7%,东京军事部因此意识到必须取悦华人,才能巩固马来半岛的战时统治。华校随后也重新开启,但每周14小时的日语课仍是华语教学的两倍之多,难以达到拉拢民心的目的。
同年六月,日本政府开始在槟城、吉隆坡、新加坡等地设立配有华人顾问的日华办事处,此举却引来军方的反弹,质疑是在迎合华人;该政策也遭来马来人的反对,要求日方应同样设立维系与马来人关系的机构,最终迫使日方搁置想法,政策也不了了之。
日军开进新加坡中心的浮尔顿广场。 图/维基共享
▎战后不太平:清算、嫌隙、民族主义的擡头
在配合、接受新占领者的统治之外,随着太平洋战争的进行,日本占领军也得面对遍及马来半岛的反抗力量。
战争期间,英国协助成立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其战士多由华人组成,靠着丛林游击战与日方缠斗斡旋。日本政府为了对抗华人发动的丛林游击战,大举征召马来人的酋长、警察与志愿兵团,华人将之解读为「马来人与日本人合作」,种族间的误解因战争越埋越深。尽管如此,许多华人为了要拉拢马来村庄居民的协助,而学会说马来语,并且使用三颗星(tiga bitang)的图案,象征华人、马来人与印度人共同对抗日本。
马华关系的矛盾,在战时特别纠结。一方面,在乡村地区,华人透过接触合作,更认识与了解了马来人;另一方面,市中心的华人却是非常讨厌马来警察,仗着昭南政府的势力「狐假虎威」。
这些「纠结」在战后,也迅速烧成族群仇恨。日本投降后,不少马来警察在新加坡被杀害报复,马来亚与新加坡多地也都发生种族冲突,各种清算反让战后的星马难以太平。
日本人的到来,瓦解了英国人维系的分而治之。
那些原本看不见的、没感觉的,忽然变成相对剥夺感;各自族群利益的相互碰撞下,族群裂痕被揭开了就难以再遮掩。这是整个马来半岛的裂痕──华人被大屠杀,凭什么马来人还能担当警察,步步高升,拿日本人的薪水来丛林里与反抗军作战,跟日本人通风报信?
日本人走后,再次回来的英国人可说是狼狈不堪。崛起的马来民族主义已无法再接受英国人过去的「保护安排」,华人则不再把安全希望放在英国人身上。
为了重新整合马来亚,在英国的推动下,1946年由马来联邦、马来属邦与海峡殖民地(新加坡除外)组成「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直接隶属英国皇室。但马来民族主义已无法容忍再次的异族统治,因此大力抵制马来联邦的倡议,甚至马来苏丹也没出席联邦成立的典礼—此举无疑是明确地拒绝效忠英国皇室,让英国政府愈发觉得棘手。
马来亚联邦的提案,遭到马来民族主义者强烈抵制。 图/维基共享
▎谁的马来西亚?马来人的还是华人的?
无力维持下,1948年马来联邦宣告解散,改为马来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此时新加坡仍被排除在外,各州苏丹重获其统治的象征地位。
英国政府顺应马来民族主义者,在《马来亚联合邦新宪制建议书》中,接受诸如「马来人优先主义」的想法,对于限制非马来人的公民权没有异议,并承认马来亚是马来人的国家,马来人是本地原住民。
此举理所当然的遭来马来亚各州华人的强力反弹。一夕之间成为了二等公民,任谁都难以接受,各地华人遂发动罢工并公开反对建议书内容,但英国政府却对此充耳不闻,对华人的反弹毫无理会。
除此之外,马来亚华人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以华人为主的马来亚共产党在战后不断发起「反殖民运动」,亦让英国政府深感头痛,并开始驱逐有左派倾向的华人。
昭南政府的来去,留下了民族主义的火种,而马来人崛起「当家」的同时,华人族群也不断地争取公民权力,但华人的扩权需求与「马来人优先主义」的冲撞,却是越演越烈,最终迫使新加坡走向了分离的独立之路。
1964年新加波爆发两次严重的种族骚乱,族群对立的紧张局面,也逼使新加坡隔年的独立。图为李光耀(持麦克风者)于1964年7月骚乱后,上街安抚民众。 图/美联社
▎处于马来世界的华人国家
尽管多元族群跟多元文化已然成为当今新加坡的重要形象,充斥在政府文宣的修辞之中,但「族群问题」却曾是新加坡统治者们的一大担忧。
笔者走访了众多描述日殖历史的博物馆,其大多是晚近才规划成馆,当中除了有一、两个展厅描写了日本的族群政策外,大多数展示都选择忽略或迂回地书写。它们不约而同的选择放大了「马来人的觉醒」,描写当时不少马来人惊觉自己「被日本人利用」,而口述历史中,也选择呈现战后种族报复时,有想劝阻的华人,只是因为害怕而未能出身。
务实的新加坡人似乎能很清楚的分辨出,什么是历史的日本,什么又是当代的日本。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表二战70年谈话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公开发言,竟是要中国和韩国不要一直纠缠着要日本每年道歉。
今年是新加坡独立五十周年,「一个国家、一种新加坡人」的口号,新加坡人早已不陌生,但表面上是多元文化主义,狮城底下却仍是历史积累形成的族群矛盾。历史叙事着重日本的暴行,无论什么族群都被重新建构成被英国与日本操弄的旗子,描述人民的渺小、殖民者的可恶,以试图淡化彼此间的族群心结。
新加坡政府至今仍然沿用着英国的种族模型,只不过从MCIO变成CMIO——当然,因为华人数量上属主流;人口登记上大喇喇地写上你的种族,母语教育亦采取不得自由选择的强制性「族语教育」。究竟,在什么意义上,「一种新加坡人」成立了?在这五十周年的时刻,当主管伊斯兰事务的马来人官员说出,「新加坡马来人有不折不扣的壮观进展」时,很难让人不去怀疑这个社会已没有二战时留下的创伤。
「一个国家、一种新加坡人」的口号,新加坡人早已不陌生,但表面上是多元文化主义,狮城底下却仍是历史积累形成的族群矛盾。图为新加坡克兰芝阵亡将士公墓。 图/美联社
▎备注
昭和天皇宣读的《终战诏书》内文,于1945年8月15日广播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