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调查有意义吗
特侦组滥权监听的雪球越滚越大，新任的法务部长宣布将组调查小组，以来追究检察总长等人的责任。只是这样的自律调查，无庸等待报告出炉，已可知其不了了之的结果。
关于引起监听疑云的案件，竟是从特侦组在2010年7月，调查法官贪渎案为开始，惟在侦查中，却不断开花，致使最后的重心完全摆在王金平的关说疑案上。如此从台湾头查到台湾尾的过程，若能查出个贪渎大案，或情有可原，但特侦组最终却草草以签结了事，如此的虎头蛇尾，实让人感觉不到任何的执法专业。
尤其是此等经由本案所衍生出的他案，再因他案衍生出的他案，基于侦查须以案件为单元之原则，特侦组理应另为分案声请监听才是，却基于方便性及看准法院审查的草率性，致以一个已经签结的案件，不断扩线监听，致已涉及通讯保障及监察法第24条，法定刑在五年以下的违法监听罪。而检察总长面对此等的违法滥权行径，不仅未能为制止，还将应为保密的侦查资讯直接向总统报告，更严重触犯通讯保障及监察法第27条，法定刑在三年以下的泄密罪。
既然，检察总长及特侦组检察官所涉及者，已非仅是行政疏失，而是更严重的刑事犯罪，故即便法务部为检察官的上司，但在其并无刑事调查权下，也仅能为不痛不痒的行政调查。甚且若特侦组消极以对，在法务部亦无任何强制处分权下，实也对之无可奈何。退一步言，就算检察总长与特侦组愿意配合，但因调查成员仍由法务部所决定，则如此的调查能否还原真相，实已不言可喻。
所以，检察总长等人所涉的刑事犯罪，实应由台北地检署为侦查，只是依据法院组织法第66条第8项，检察总长乃受有四年的任期保障，若不自行下台，下级检察官是否敢于传唤为讯问，恐有相当之疑问。尤其所有涉及滥权监听的资料全在特侦组，则在相关涉案者仍在其位下，此等卷证即随时有遭湮灭或隐匿的风险，而急需为证据保全。只是欲期待北检向法院声请搜索票为扣押，显又属空中楼阁，若果如此，则唯一可以为证据保全的方式，竟是得靠受滥权监听之害者，向民事法院声请对最高检察署的假扣押或假处分，此显非现代法治国家该有的现象。
●作者吴景钦，博，真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ET论坛欢迎更多参与，投稿请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