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时社论》疫情下调涨基本工资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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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工资是否调涨，即将在10月8日审议。就民进党及苏内阁相关官员谈话看来，今年将会有较大的调幅。的确，今年经济成长亮丽，调涨基本工资让劳工分享成长果实，合情合理，各界也会乐观其成。然而，对于调涨幅度的大小，还是要保持审慎，避免被看似不错的经济成长率冲昏了头，调涨过度导致失业率攀高，反而伤害劳工福祉。

政府干预市场谁赢了

必须将经济成长的果实，公平分配给参与生产的各方，避免被资本家独揽或豪夺、恶化所得分配造成社会问题，已是公认的「普世价值」。然而，如何让成长的果实「公平」分配，却是一个长久以来的难题。经常看到的状况，是在所得分配恶化之后，就会有较积极的作法谋求改善，但经常又会矫枉过正、伤害企业致失业率攀升，结果又反过来控制过度的市场干预，要掌握「合理」或「适当」的工资涨幅，的确相当不易。

台湾的低薪，尤其是年轻人初入就业市场的薪资「太低」，一直饱受年轻人抱怨和各界批评。媒体过去也经常分析报导，并以「X年薪资不涨」形容这种现象─虽然忽略劳工各种福利的增加，而只看薪资本身，也不尽周全。无论如何，在国内生产毛额（GDP）中的「劳动份额」长期以来是在下降，故各界都希望劳工薪资能尽速提升，让年轻人舒缓生活压力，也企盼能纾解年轻人不生育子女带来的少子化国安危机。蔡总统2017年底和媒体茶叙时，曾表示最低工资3万元是她的「梦想数字」。劳动部当然积极配合总统的善念，努力促成基本工资年年调升，也期望幅度越大越好。

然而，工资高低是劳动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形成的结果。政府藉最低工资干预市场，虽然政治上可以赢得照顾劳工的掌声，但若订得过高、超过市场的均衡水准，就会造成竞争力弱的企业只好裁员求生或退出市场。南韩文在寅总统2017年上任后连续3年调高最低时薪，每年都超过10%，原意是想让劳工增加的收入带来较多消费和经济激励，可避免失业增加，但还是不敌基本经济原理，就业人口直接下降超过了10万人。

美国又是另一个极端，联邦最低工资在金融海啸后的2009年提高为时薪7.25美元后，至今并没有调升；许多州自行提高至15美元，其实还是仅能糊口，拜登政府的规画也是到2025年才会调涨至15美元。这两国对基本工资调整的差异性作法，显示即使都在市场经济制度下，也没有标准的调整模式，各国都该视其经济状况，有智慧地找出企业能够承受的最大程度，来追求劳工薪资的保障。

压垮服务业的稻草

当然，台湾今年在新冠疫情中的经济表现奇佳，主计总处8月才调升6月的成长率预测达0.42%，来到5.88%创11年新高，的确是可喜可贺。然而，台湾的成长动能主要来自出口和投资，而出口和投资的增加，又集中在极少数产业。但在几波疫情干扰、营业管制严格、国际人员往来几乎断绝下，国内消费预测只会增加1.36%，而这才是攸关一般服务业荣枯的更重要指标。

和旅游息息相关的住宿、餐饮、个人服务等行业，一片愁云惨雾，一些米其林星级餐厅和口碑甚佳的特色老店也难逃关门厄运；更多服务企业都在靠政府的纾困措施苟延残喘，随时有灭顶危机。若只看到经济成长率创11年新高，就迫不及待要大幅提高基本工资，朝蔡总统的「梦想」迈进，甚至奢望看能否在她卸任前「达标」，也许对一般制造业者不构成威胁，但极可能成为压垮众多服务业者的「最后一根稻草」，不可不审慎从事。

另外，今年8月起育儿津贴和育婴补助各提高1000元，明年8月再各加码1500元。若是一位适用时薪制、月入4万元的年轻人，生养2个小孩也适用这两项补贴的话，其实等同其适用期间薪资先调升5%，再进一步调高7%左右。也就是说，政府（或社会）也在用另一种途径，提高劳工的生活水准。因此，是有空间让照顾劳工的作法，不必拘泥于基本工资的调幅；也许在疫情平息之后再做较大幅度的调整，反而对劳工整体更好。

要求和不寻常的高经济成长率相当的基本工资调幅，是一种政治正确；但在目前的台湾，并不缺乏政治正确，而是智慧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