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垄断太阳花决策 赖中强:资讯落差是最大错误

赖中强表示,如果整场运动过度迁就媒体,将新闻中心设在议场,与参与者的沟通、信任可以更成功。(图/本报资料照,记者陈明仁摄,下同)

专访/记者刘康彦

回顾太阳花运动的上层决策,从最初学生与NGO合开的「联席会议」,后来扩大为固定20名学生、10名NGO成员的「代表会议」,以及赖中强、黄国昌蔡培慧吕忠津林飞帆陈为廷为首的「九人决策小组」,却始终难解「下情难以上达」的问题,导致运动后期,部分NGO成员与学生出走议场,成立「贱民解放区」,力主权力/利共享。

决策成员的组成反映出整场运动对「空间」的局限性律师赖中强受访指出,「代表性」当然可以做得更好,但最大问题在于「资讯落差」。他强调,当下所有人皆感受到台湾面临巨大危机,即使背景不同,主张、诉求、理念也未必一致,但都决心要「做些甚么」,因此在立院周边可以看到不同群体的代表。

赖中强表示,联席会议或代表会议所能影响对象,就是议场内青岛东路济南路舞台,确实也是这股运动的最大决策与指挥体系,「但是不只是这样」。他指出,包括贱民解放区、基进侧翼公厕、公投盟、林森南路8巷、台联民进党,这些团体有无可能整合成单一决策体系,赖中强说,「如果可以再来一次,我觉得可以尽可能做,但是也没有那么乐观。」

他解释,改善「资讯落差」才是重点。当初媒体摄影机24小时架在议场内,让议场成为整起运动的发言中心,但很多资讯应同步让参与运动的群众接受,甚至把媒体中心拉到青岛东路或济南路,舞台上的主持人也可以带领民众讨论、分析资讯,「但是我们并没有做到,我觉得这是这场运动,在群众沟通上犯的最大错误。」

赖中强感慨,虽然后期确立决策成形后,应主动至青岛东路、济南路、林森南路8巷直接沟通的原则,不过「坦白讲,那时候都已经太晚,先前资讯落差导致的不信任感已经产生」。他表示,如果不要那么迁就媒体,把新闻中心放在议场,太阳花运动参与者的沟通与信任可以做得更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