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年前明朝地图揭露 「中国不是中心，南海才是」
▲南海位置对各国的重要性，一张400年前的明朝地图便已经做了预言。（图／示意图／达志影像／美联社）
文／卜正民
1976年夏，我取道友谊关离开中国。火车缓缓经过友谊关南边的圆顶小山驶入越南北部时，我凝视下方纵横交错的陡峻小溪谷。在某些较深的小溪谷里，靠泉水挹注的潺潺小溪，畅行在它们的天然水道里。在其他小溪谷里，溪床则已被拓宽为稻田，稻穗仍是绿的，还不能收割。一台翻覆的蒸汽火车头躺在其中一条小溪谷里，其烧焦的残骸四脚朝天躺着，像一头倒地不起的侏罗纪时期野兽。
越战结束才一年，大地上仍到处可见战争的伤痕，偶尔令人怵目惊心──每座铁路大桥底下，都有它原来桥梁的主梁──但大多并不起眼。这时，这场战争已渐遭遗忘。大地本身似已准备将它遗忘。望着下面的火车头，我能想像小溪谷里的亚热带植物在这台破败的机器旁恣意生长，在复原人员抵达之前将它慢慢湮没。
友谊关是为连接老大哥中国和小老弟越南的铁路联轨站取的名字，一个充满极权社会气息的名字。它被誉为两国友谊的象征地，如今却也是横亘在两国之间一道散发敌意的壁垒，双方隔着它以猜疑的心态盯着对方，偶尔还越过它展开徒劳无功的入侵。1979年换成中国入侵越南，但那是我通过友谊关那个平静美丽的夏天三年后的事。那时，我结束在中国两年的交换学生生涯离开中国，选择绕一大圈返家，途中将经过寮国、缅甸、印度、阿富汗。
我们从北边接近友谊关。中国火车在剧烈颤动中停住，每个人都得下车进入火车站接受边境检查，然后改搭较窄轨的越南火车。凡是非中国人或越南人的乘客──只有我们两人──都被叫出来特别处理。轮到我时，粗鲁的海关官员要我打开背包检查。他在找东西，很快就找到。
离开上海前一个月，我去了海关办事处，以在搭火车经越南返乡之前办好将我的书和少许个人物品运回加拿大的事。海关官员要查核外国人运出中国的物品，因此我得打开箱子，把每样东西都拿出来给他检查。那位官员是个已步入职业生涯中期的男子，身穿海关机关制服，人很和气，但也一丝不苟。仔细翻查过我的书和文件后，他留下两样东西，说不能运出国。
两样都是地图。一样是一本全国地图册，另一样是一张壁挂中国地图。我是在南京路的新华书店分店买下它们，新华书店是中国的国营书店──几可说是中国唯一的书店──而且我还有收据可证明购自那里。外国人不准购买的书，大部分在内页里印有「内部发行」的字样，但这两样东西并未印上那四个字。
我们外国人只能买到「公开发行」的出版品。这是文革思惟可笑的地方之一：国家尊严不准中国人知道外国人已知道的事，但也不准中国境内的外国人知道外国人明知中国人已知道的那些事。文革期间充斥着自相矛盾的事，这是其中之一。
我不死心，向上海这位海关官员追问为何不能持有，他冷淡回道，我当然能持有它们，但就是不能把它们送出国。我继续逼问，他告诉我地图攸关国家安全，然后就此打住。在当年，中国官员若要限制外国学生接近中国社会，国家安全是最有效的法宝，如今大概也是如此。但到底攸关什么国家安全，没人说得出。
我获准保有的地图，就只是开放观光的那些城市的核准出版观光地图。这些地图在距离上刻意失实，以为敌人空军若根据这些地图轰炸中国，敌机飞行员会因此糊涂，炸不中目标（我知道这听来可笑，但当年就是个可笑的时代）。
我拿着那本地图册和那张地图回到宿舍，思索该怎么处置它们。地图册是本厚重的精装书，根本无法放在随身背包里陪我一起横越亚洲，于是我把它送给一中国友人，对方很高兴收到这东西。对于那张地图，我则不想这么处理。我想留住它。它轻薄，可折成小小的方形。何不放进我背包里带出境？此外，海关检查反倒使我更感好奇。我打开那张地图，再端详了一番。海关官员这么费心检查，所为何来？这张地图哪里不对劲？
乍看之下，没什么特别。接着我渐渐意识到，这幅地图会引来麻烦之处，不在于中国境内，而在于其与多个邻国接壤处的中国周边。我知道中国和苏联、印度因边界纠纷打过仗；可能还和其他国家因同样的纠纷打过仗。这幅地图所宣称的中国领土，是否超出它有权占有的领土范围？于是我瞄了一下南中国海。
中国南部这片辽阔且相对较浅的海域，在另外三个边上与越南、马来西亚婆罗洲、汶莱、菲律宾相接。中国宣称整个南海为其所有，不顾国际法所允许每个沿海国家可拥有12海里（22.2公里）领海的规定。这是中国最骇人听闻的片面性边界主张。在我的这幅地图上，它以从中国大陆本土往下断断续续延伸的九段线标示出中国在南海的领土范围，整个南海都在九段线划出的范围内。
越南人称这片海域为东海。他们特别关注的区域，乃是欧洲人称之为帕拉塞尔群岛（the Paracels）的约30多座小岛（帕拉塞尔一词系葡萄牙人从巴西南部带来，为该地土着对提供渔民保护之近海礁石的称呼）。越南人把它们叫做黄沙群岛；中国人称作西沙群岛。
西沙群岛之名，缘于东南边700海里处，婆罗洲西北岸外，有分布更广的另一群岛屿。中国人将这群岛屿称作南沙群岛，国际上则称之为斯普拉特利群岛（Spratly Islands），因1834年航经这些岛屿并在伦敦发表其远航记录的英格兰船长理察‧斯普拉特利（Richard Spratly）而得名。群集在这些区域的小岛为数达数千，视涨潮时没入水里的那些露头，有多少个称得上岛屿一名而定。它们向来无人居住，若没有来自其他地方的支持，也不适于居住。
中国的领土主张使其与东南亚所有邻国陷入长达数十年的僵局。最严重的冲突爆发于1974年1月，当时中国与南越打了两天的西沙群岛海战（越南落败）。对中越双方来说，这场海战有利于官方透过宣传转移人民注意力，却苦了当时在中国的交换学生。这场跟我们八竿子打不着的小冲突催生出许多夸大的爱国诗歌，成为老师逼我们读的教材。
然后，言归正传，回到1976年夏我在背包里放了一张禁带出境的中国全国地图前往越南一事。不苟言笑的边境卫兵看着我走过去。他打开背包，翻看了里面的东西，抽出那张地图。他问我明明已被警告不准带出境，为何还要将那张地图带出中国，神情中几乎隐藏不住他身为国家机器不可或缺之小螺丝钉角色的喜悦。我这才明白，他对上海海关检查之事一清二楚。我的官方安全档案里记载了那件事，而且他看过那档案。那是厚厚的一叠文件，哪天我要是有机会一读，会看得乐不可支，尽管那一天永远不会到来。
这让我大吃一惊。切记那时是1976年。安全档案尚未电脑化；影印机还很罕见；而且安全事务官员的首要行事准则，就是绝不可让情资不受自己掌控。但我是外国人，理所当然是高安全风险人物。我去到哪里，我的档案都会如影随形跟着过去。我的出境许可证上写我要经友谊关离开，所以我的档案会在那里等我。
我怎么回答，都只会加深我的不法情节，正中他下怀。我根本无法向他解释中国对地图的超级敏感乃是建立在一己对物的执迷上，而非现实上。这张地图的真实性就和印着这地图的那张纸一样薄，它是能被人随意更改或否认的短暂陈述。
对我来说，它只是个有用的东西，回我家乡后难以找到东西取代的一样东西，而且肯定无法用我在中国所付的价钱买到的东西。边境卫兵则从截然不同的角度看它。地图不只代表中国的主权：地图本身就是那主权。对他来说，这张地图存在的真实度高于现实世界本身。这张纸即是国家本身。
对地图执迷，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我们每个人都对东西赋予某种意义，而其实，若非我们，那些东西本身根本不具那样的意义。在君主制时代，君主的圣体被当成具有超自然力之物来崇拜，当成神圣性的体现，凡是冒犯它者都犯了叛国罪。如今，君主制时代已去，这一原始氛围已被升华、转移到国家的圣体上。
国王丢掉一小块领土──而且国王替自己儿女成亲时常这么做──没人会说那犯了渎圣罪。但若拿把袖珍折刀刺国王一下，即犯下最严重的叛国罪。现代国家不怕挨袖珍折刀，但怕邻国夺走它的领土，即使只是一小块领土。只要丢掉一吋国土，国家的整个正当性就受到威胁。
在地图上移动国界，国家即受到同样严重的侮辱。只要全国地图代表神圣国家，在某些方面比国家本身还要真实，深怕失去正当性的政权就禁不起让全国地图处于自己视线之外。我别无选择，只能把那张地图留在边境站上，然后继续往南，进入同走国家社会主义路线但没这么极端的另一个国家。
25年后，中国再度申明其主权，这一次冒的风险大上许多。2001年4月1日，两架中国海军歼8战机拦截在中国沿海朝冲绳方向飞行的一架美国海军侦察机。据美方的说法，PR32任务是「例行的侦察任务」。当时，这架四螺旋桨的EP3-E Aries II型侦察机已横越这片海域，在直直返回基地途中遭拦截。
在猫捉老鼠般的空中侦察世界里，这种事稀松平常。国家一察觉外国军机进入自己领空，总是立即命令军机紧急起飞拦截。那天早上被派出去拦截的两名军机飞行员，先前就以威胁姿态高速逼近过美国飞机，而对这架侦察机上的23名机组员来说，这也不是新鲜事。这种事屡见不鲜。
这两架单座歼8战机从后方逼近EP3-E侦察机，打算尽可能逼近对方，试试对方的胆量，然后飞离，用喷气流晃动对方机身。长机飞行员，飞行中队队长王伟，先前拦截过美机。美国方面的指挥官，谢恩‧奥斯本（Shane Osborn）中尉，在南中国海上空机动的经验也很丰富。两人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都知道这场游戏的规则。
王伟驾着他的歼8升空，飞到速度较慢的EP3-E侦察机旁边，在其左侧巡航，距美机左翼只有3公尺。在180节的航速下，这举动很危险：在这样的速度下，只有技术非常高超的飞行员才有办法在如此贴近另一架飞机的情况下机动。在左翼近处滞留片刻之后，王伟飞离这架螺旋桨飞机，绕一圈，再从后面飞过来。接下来所发生的事，信不信就由你了。后来，另一架中国战机的飞行员指控奥斯本「大角度转向」王伟的飞机，撞上该机。
奥斯本则坚称，他始终让侦察机保持飞向冲绳的固定方向，未改变航道。问题出在王伟第二次飞过时逼近得太快。抵达侦察机侧翼时他想急速拉升以放慢速度，结果误判他的速度或距离。战机往上陡升，撞到侦察机外引擎的螺旋桨叶片。螺旋桨将歼8战机划为两半。歼8机鼻往前翻转，撞上美机前部，座舱和机身撞击侦察机底部，然后在右翼下方往一边疾飞出去，差点撞到螺旋桨。有些美国机员深信看到王伟弹出座舱，但他就此失踪。
侦察机受此撞击而侧滚，以上下颠倒的姿势急坠约4200公尺后，奥斯本才重新掌控飞机。他估算距目的地冲绳还有26分钟，认为飞机可能飞不了那么远，于是开始寻找降落地点。航程内的机场只有海南岛的陵水军用机场，两架拦截的中国军机就从那座机场起飞。机员循标准作业程序，销毁美国海军所不想让他国知道的资料和设备。有位机员把一壶热咖啡倒进硬碟机和主机板，以加速销毁作业。
另一架中国军机的飞行员发无线电给陵水机场，请求允许击落美国侦察机。请求遭驳回，飞行员接到返回基地的命令。美国侦察机也用无线电向该机场发了求救信号，该机场基于国际行为准则必须有所回应。美国人重复发送求救信号15次，均未收到回应。后来，中国即抓住这点，主张美机降落非法，因为降落未得批准。
奥斯本决定，不管有没有降落许可，他都得尝试降落。他的飞机回不了母基地。降落海南岛其实也不易，因为这架美国飞机已没有仪器辅助飞行，已无法控制左翼的襟翼，装载燃料过重。它以170节的航速在陵水机场跑道上着陆，在跑道尽头前停住。
侦察机一停住，武装军人即冲过来围住，持枪要机员下来。美国人被扣留了11天，在中美双方为此折冲期间，受到非法讯问。直到美国发出一封有所保留的信，表达对此次意外与飞行中队队长王伟之死的遗憾，美国人才获释。中国甚至在仔细察看过这架飞机后，才把飞机还给他们。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工程师获准到场拆解侦察机，但零件得用俄罗斯货机运回冲绳。后来，这架飞机在乔治亚州重建，如今已重新服役。美国颁予奥斯本中尉杰出飞行十字勋章。中国则遵循长久以来将军中英雄奉为护国者的传统，授予王伟「海空卫士」荣衔。
这件事发生于将近7000公尺高处的空中，但促使它发生的因素却是下方的海洋。规范航空器可在何处飞越水域的规则，尚未完全法典化。那些规则大部分源自仍在演变中的一套海事协议，那套海事协议则合称海洋法。这些协议规范哪片水域属于谁，什么船可穿过那些水域。它们也提供规范领空的同样规则。一如船只未取得明确的进入许可不得擅自进入另一国领海，航空器不得擅自进入另一国领海上方的领空。只有对海洋法有所了解，才能理解PR32任务所碰上的事。
领海被认定为沿着沿海国海岸而行的窄细水域。这块安全区的宽度，过去向来以船炮射程为基准来订定，1982年才正式明订为12海里。沿海国家对领海内水域可拥有完全的管辖权。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有些国家开始把管辖范围往外扩展，以限制外国人取用沿海渔业资源和海底矿物资源。
最后，确立了新的管辖范围，即距岸200海里（370公里）。沿海国家可将该区域列为其专属经济区，但沿海国家并不因此有权禁止外国船只，乃至战舰，进入200海里范围内，只要外国船只不进入12海里范围内即可。这条规定进一步确立了「无害通过」这项沿袭已久的权利，根据该权利，任何国籍的船只只要直接且急速通过，都可通过别国的近海水域。
凡是适用在水上船只的规定，同样适用于水域上方的航空器。飞行员进入领空时应请求口头许可，但飞越的规则并非不可更易。中美军机接触时，EP3-E侦察机飞在海南岛东南边约110公里（60海里）处，也就是12海里界限外极远处。美国方面认为，这架飞机当时正无害通过南中国海的中国大陆棚上空。中国有权监控那一通过，但无权阻止它通过或无权做出危害该机安全或该机机员生命的机动行为。这样的拦截是骚扰。相对的，中方认为这架侦察机当时正飞越其领海。进入中国领空等于侵犯中国的主权，中国理所当然可以驱逐该机。
令人好奇的，或者说或许很明智的，中国从未在法律上主张其对整个南海的管辖权。中国这一主张是单方面的，且根据发现权表达其享有该区域主权的历史权利。这一主张表示，中国海员最早发现南海岛屿，因此南海所有岛屿和包围那些岛屿的整片海洋是中国的。拉丁文法学用语把这种领土主张称作terra nullius（「无主之地」），亦即「这块土地不属于任何人，而我最早发现，因此它是我的。」1492年起欧洲人即在全球各地祭出这样的主张，以合理化其征服行为。欧洲人抵达这类土地时，大部分这类土地绝非无主之地，但欧洲法迳自将当地既有的住民宣告为野蛮人，从而断定当地没有能行使主权的国家。当地或许有住民，但土地不属于他们。
「无主之地」如今仍是可用的法律主张，尽管地球上已几乎没有土地可让人祭出这一主张。中国若想在国际仲裁时提出这一主张，会碰上一些麻烦。这些芝麻绿豆大的土地的确曾是无主之地，但这一主张也需要占领才站得住脚，而直到中国于其中某些岛屿相邻的海域建了简便机场，这些岛屿才被中国占领。十四世纪的中文史料的确指出中国人知道南海有一些小岛，但这就是发现的证据，还是只是对该地区人人已知之事的记载而已？
问题症结在于自认尊严受损之国家的尊严。但更大的症结在于海底可能蕴藏石油。没人在意那些岛，他们在意的是岛下面的东西。王伟就这样葬送了性命。
七年后，我在新博德利图书馆地下室仔细研究一样我怎么也料想不到其存在的东西。它摊开在我面前，横陈在并在一块的两张桌子上：中国人制作的一张纸质古地图，呈现亚洲东端的地理。它尺幅甚大，宽超过一公尺，长将近两公尺。地图底部的轴，表明它曾挂在墙上。
它以黑墨手工绘成，描绘中国沿海地区和东南亚的岛屿。地图本身呈现一极为特别的全景。陆地以淡沙色呈现，饰以用浅蓝和褐色绘成的山峦，树用黑墨画出，如中国山水画中的树。整个地图上植物遍生，有蕨类和竹丛、松树和榆树、鸢尾属植物和蜘蛛抱蛋属植物，乃至一些兰花。海洋呈现为色泽不均的淡绿色（铜颜料氧化前大概是蓝色），以云纹代表海浪。地图上密密麻麻的城市和港口，以汉字标出，汉字用黑墨水圈出，镶上黄边。港口与港口间的线条，如窗花格般纵横交错于海洋上，表示船只航行过的路线──史上第一幅以如此规模这么做的地图。
我熟悉亚洲地图，但此前未见过像它这样的地图。它美且独一无二：一份历史文献、一件艺术品、一幅呈现某人脑海中之亚洲世界面貌的心象（mindscape，借用地图史家余定国的精辟术语）。它绝不只是对地形细节的生硬重现，而是使那整个世界生机盎然。它完美无比。
那天我有幸一睹这张地图，缘于那天早上更早时大卫‧赫利威尔（David Helliwell）发了信息给我，建议我尽快过去图书馆一趟。大卫执掌博德利图书馆中国文物部门的时间和我研究中国史的时间一样久，因此我知道凡是令他振奋或惊奇的东西都值得前去瞧瞧。有个意义重大的东西被他找到。一结束早上的授课，我立即赶过去，在大卫办公室里找到他。他带我下到外人不得进入的地下室，那张地图就放在那里。
博德利是牛津大学的图书馆，馆名取自汤玛斯‧博德利之名。博德利建请牛津大学像欧陆所有一流大学那样成立一座图书馆，且表示他要以存放在牛津神学院上方某房间里剩下的手抄本收藏为基础建立该馆。1602年图书馆正式创立，两年后该馆把他的第一本中文书登记入册。当时英格兰境内没人搞得清楚中文书的头尾：中国由左往右的翻书习惯，不同于欧洲由右往左的翻书习惯，使欧洲人搞不清楚中文书哪边是封底，哪边是封面，更别提弄懂哪边是上，哪边是下。但有机会入手中文书时，博德利未因不懂中文就不收藏中文书。不管是用哪种他看不懂的文字写的书，他都纳入收藏之列。他的图书馆收些没人看的书，他并不在意。他深信总有一天会有人看得懂它们，总有一天其中会有什么有用的书遇到伯乐而大放异采。不必急。那些书可静静摆在书架上或箱子里，直到某天派上用场。博德利收书着眼于长远之图。
大卫已查过档案，因而得以告诉我，这张地图在1659年进入博德利图书馆，属于律师约翰‧谢尔登死后遗赠的大批书籍、手抄本之一，至于谢尔登此人，我则是当时第一次听到。对于这张地图，大卫所知仅止于此。此外，他唯一能补充的，乃是他因为研究大英帝国历史的美国学者罗伯特‧贝秋勒（Robert Batchelor）之故，才注意到这张地图。贝秋勒注意到一份古目录里记载了一张中国地图，于是请该图书馆找出该地图供他查阅。大卫下到地下室书库，找出一只狭长箱子，拿出已摆在箱里无人闻问将近百年的那张地图，然后通知我过去瞧瞧。拜罗伯特之赐，它摊在我们面前，距它被收进这座图书馆已350年，且据我们推测，距它描画、上色成图已约400年。
愈是检视这张地图，我愈是觉得纳闷。它和我所见过明朝（1368-1644）时期中国人所绘地图完全不一样。处处不对劲。首先，它所涵盖的中国以外地域，比任何明朝地图通常所呈现到的都要广。这张地图不只呈现明朝人所认知的本国领土，还呈现他们国境外的广大周边地区，从右上角的日本到左下角的苏门答腊。菲律宾和婆罗洲的位置，正如今人所想的，孤悬海中。地图上也呈现了今人所熟悉的越南海岸线轮廓，以及马来半岛和今日印尼那些更大的岛。
中国人绘制地图时，对于如何描绘这些地方，有其一贯作法，通常将它们挤在一块，以扁平化的形状摆在中国主体周边。明末时，那些传统作法的确已开始改变，但没有哪张晚明地图像这张地图。地图史研究的第一则心得，就是地图都抄袭别的地图。但这张地图看不出抄袭自我所知的哪张地图。
从地图中诸地的主从关系角度来看，这张地图也显得不对劲。经验告诉我，明朝时的地图，不管是区域图，还是世界地图，都以中国为中心，但此图的中心不是中国，而是南海，即今日主权争执非常激烈的区域。当时，南海不只是东亚各港口、各国家共有的贸易场域，由于十六、十七世纪之交时欧洲疯狂投入香料贸易，南海也是卧亚、阿卡普尔科（Acapulco）、阿姆斯特丹这类遥远港口和国家共有的贸易场域。对这位地图绘制者来说，以一片广大海域为中心来布局，乃是至为奇怪之事，这不只是因为这有悖于传统作法，还因为那里几乎空无一物：地图中央一个空洞洞的地方。这位地图绘制者未让陆块主宰他所画出的心象，而是把陆块推到边陲，要我们把目光摆在那片海域。
最后，且最令人苦恼的，这张地图让今人觉得非常熟悉。今人眼中的东亚地图面貌，以及今人如何认出陆地、水域的形状，都是后来历史演变的产物。今人对这个区域的视觉认知，必然不同于这张明朝地图所呈现的。这并非因为今人弄清楚真相而当时人搞错。当时人的看法和我们的看法源于两种不同的观看方式，源于将地理现实转录在纸面上的两套不同方法。照理这两种方式不该产生同样的图象，但眼前却有一张中国人于400年前绘制的地图，把时间与风格上的差异减至最少，从而使这张地图出乎预料的让人不觉那么陌生。它根本太完美了。不只如此，它对海上航路的关注也非常符合今日的中国角色（中国成为世上最大的商品供应国，产品行销全世界）。这张地图画出此前任何东、西方地图都未画出的贸易世界。它完全合理，但也说不通。
那天，我得知它叫谢尔登地图，地图本身却没有标题。我此前未听过约翰‧谢尔登这人，因此，对于此图与捐赠者之间的关系，最初我无意深究。如今我已不这么认为。这张地图原本可能落入任何人之手，但，如我后来所知，它落入一位写了国际海洋法著作的人之手，而那人正是主张国家可将海洋纳入管辖范围的第一人──如今中国就对南海提出这样的主张。
国家管辖区问题是在哥伦布首次航渡大西洋几年后，首度出现在法律里。1494年，罗马教皇使节把西班牙、葡萄牙这两个新兴的欧洲海上国家拉到西班牙的托尔德西里亚斯（Tordesillas）镇开会，以解决欧洲以外新领土的归属问题。凡是「无主之地」，都要以非洲西北岸外佛得角群岛西边370里格（1200海里）处画出的子午线为基准，由这两个国家瓜分。此线以东的土地「将属于（葡萄牙），由（葡萄牙）一直持有，永远归属（葡萄牙）。」于是，葡萄牙取得亚洲，还有巴西的大块地区（此条约的谈判人可能知道巴西的东端突出到此线之东，也可能不知道）。此线以西的地方，即美洲和太平洋，则「将属于（西班牙），由（西班牙）一直持有，永远归属（西班牙）。」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也授予西葡两国在对方海域无害通过的权利。
这个条约被视为边界条约，用以解决两个相毗邻国家的冲突，为两国的共存和防范未来冲突提供基础架构。但它涉及水域而非陆地，因此它的影响不可能只限于这两个国家。它的条款影响到其他每个派船远航的国家，从而最终影响到欧洲绝大部分地方。因此，国际法是透过对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的一连串反对慢慢成形。
海洋法的创立者，乃至更广义来说，国际法的创立者，通常被认为是十七世纪初期荷兰的杰出学者许赫‧德赫罗特（Hugo de Groot），也就是以拉丁语名更为人知的格罗提乌斯（译按：此为他拉丁语名Grotius的中文译名，若按英语发音，则译为格老秀斯）。但在我看，这一殊荣应由约翰‧谢尔登与德赫罗特合得。诚如下一章会提到的，谢尔登接下德赫罗特所提出的法学挑战，从而为可行的海洋法奠下基础。德赫罗特认为海洋不能纳入主权管辖范围，约翰‧谢尔登则认为可以。谢尔登未主张南海由哪个国家管辖，事实上在当时他大概会主张南海不受哪个国家管辖，但他的确认为海洋可像陆地那样为国家所有。而这正是中国今日的主张。
约翰‧谢尔登对南海抱持何种看法，永远不得而知，但他的确思考过海洋法问题，而海洋无疑是他所取得的这张地图上非常鲜明可见的一个地理特征。他对海洋的关注，乃是当时每个人之心态异曲同工的体现，因为当时海洋是全世界关注的对象。只消看一下某欧洲史家的估计，就能了解海洋受关注的程度。
据该史家的估计，1660年，也就是博德利图书馆收入谢尔登地图的一年后，有多达一万艘欧洲船在海上寻找大宗商品和市场。那些船的确并非全要航往亚洲，但有许多船是。投入同样活动的亚洲船只数目无从得知，但数目肯定高过一万。因为这是个欧洲人能环航地球、在诸地区性经济体之间通商的时代，而欧洲人能做到这点，则是因为非欧洲人的水手已打造了日后全球贸易所倚赖的地区性贸易网。十七世纪，在以亚洲人为主角的舞台上，欧洲海员是配角。当时相对于亚洲同业，他们所拥有的技术优势并不多。一如旅华的耶稣会传教士李明（Louis Lecomte）所证实，中国人能「像葡萄牙人那样安稳的」航行于无边无际的大海。他的说法应该可信，因为他曾搭中国船和葡萄牙船远行。透过航海活动，整个世界正渐渐重新合为一体。
约翰‧谢尔登比大部分人清楚，他所置身的时代正走上重大改变：新哲学和新宪法、新贸易路线和新式财富、关于个人与个人周遭所有事物之间之正确关系的新观念。那些原生活在神所指派之君主统治下的人，有一些人这时认为他们的统治者只是凡人。原以拥有大片土地代表庞大财富的地方，这时把拥有大批船货当成有钱的指标。这些改变发生的同时，从欧洲长久以来所倚赖而已过时的中世纪基础上，前所未见的安身立命方式以令人咋舌的速度冒出。需要一全新的法律结构，才能撑住这个新秩序。谢尔登就是做这事的律师。
但约翰‧谢尔登的所作所为，不只在于力求兼顾法律和先例。他能预见到未来，乃是因为他比同时代的其他法学家都更彻底搜集过去的记录──就他来说，他所搜集的过去记录最终包括一张中国人绘制的地图。他从这些记录中得到的，不只是海洋法的先例，还有远更革命性之物的基础，即以下这个观念：法律的目的不在确保统治者掌权，而在确保人民拥有自由。他的座右铭是「自由第一」（peri pantos ten eleutherian）。
这或许让人觉得是陈词滥调──一个不可一世的年轻人装模作样的宣示──但就谢尔登的情况来说，它是反抗当时暴政的誓言。日后，被接连两任国王关入狱中时，他会对暴政有亲身的体验。这一誓言促使他先是投入法律，然后从政，最后投身于亚洲语言（包括希伯来语）的学习，以便看懂可能使他得以将自由重建为人间基本要件的文献。
谢尔登未在这张地图上写下「自由第一」。未能在这上面看到他亲笔写下这则箴言，不免遗憾，但地图没有封面，谢尔登无意在地图上涂写，毁损其原貌。除了在遗嘱里提及它，他未留下对它的评注或看法。但诚如后面会提到的，他是它的历史里极密切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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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卜正民，文章摘录自《塞尔登先生的中国地图：香料贸易、佚失的海图与南中国海》，由联经出版社授权提供。本文不代表本报立场。88论坛欢迎更多参与，投稿请寄editor88@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