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伯
往事，只要不伤筋动骨，说起来都是甜蜜的，但如果事情发生时刻骨铭心，那就成了一辈子抹不去的苦涩和伤痛。
一九九一年，我们在八月下旬搭乘已不复在的西北航空经底特律来到波士顿。那时地球暖化并不明显，北美许多房子都还没有冷气。波士顿八月温暖的阳光洒在身上并不让人难受。我们习惯了台湾夏季随时的大汗淋漓，这样的阳光虽然有些刺眼，感觉却非常和煦。
波士顿是美国最有欧洲风情的都市，这和它是独立革命的起源地有关。独特的历史履历让市里到处有古迹，每个角落有故事。此外，查尔斯河（Charles River）婉婉地从中辟出一条绿带，隔开了麻省理工及波士顿大学，两边离河较远处则分别有哈佛及东北大学，市区里还有塔夫兹，再加上郊区的波士顿学院，整个都市散发着浓浓的书卷味和沉稳的内敛。古朴不张扬，让人错觉每个穿风衣戴呢帽的行人都是饱学之士。
来到波士顿后，我一头栽入了学业的准备。倒是学霸老婆因为还未决定读什么学校而每日无所事事。说自己老婆是学霸，可能让人觉得太夸口了，但她是外文研究所的榜首，还随手就考了一个几近满分，「据说」是当年亚洲托福最高的成绩。至少在我们家里，她当之学霸无愧。
当我每天忙进忙出时，老婆大人却是快乐地盯着美国的肥皂剧过日子。她看戏时一定有个本子在手里，边看边记下剧里所讲的字词和俚俗语。等我晚上铁着张紧绷气馁的脸回家时，她却满脸欢欣地想跟我分享当天的剧多狗血。除了肥皂剧外，她还搜集了各种店家的传单及折价卷仔细研读，恨不得在短时间内把二十几年没在美国生活没学到的都给补上。
这时，她听说在市区的Park Street Church有个免费的英文班，于是二话不说就开始勤跑教堂上课，努力的程度比我这在修学位的人还积极。这个英文班的学生大多是来陪读的留学生太太们，程度参差不齐。为了教学方便，教会把学生按程度分成七级上课。我告诉老婆大人，以她投入的程度她应该可以轻易被分到第十五级。但在她坚定的劝说下（说是威胁较贴切），很快地我也在周末和她一起去教堂上课。
教我们的是一位鲍伯‧莫里森先生。鲍伯原本是个高中老师，退休后自愿在教堂教英文。他从没遇过有人把这种免费的英文班当博士班在读的。难得遇到这种学生，当然他就乐得勤于施教。渐渐地，上课时他老是追问我俩这该怎么说，那要怎么解释，甚至在周间只要想到了就打电话来问我们，知不知道这个成语、那个俚语的解释。鲍伯又特别注重我们的发音，时时纠正我们长短及轻重音的分别，经常把电影《窈窕淑女》里奥黛丽赫本纠正发音的歌唱桥段拿来让我们练习。
和鲍伯相熟后，我们慢慢地知道了一些老先生的故事。
鲍伯是个爱尔兰人，他有七个兄弟姊妹，父亲是个铁匠，母亲在他四、五岁时就过世。由于父亲没有续弦，所以他是由长他十几岁的大姊带大的。鲍伯说他们兄弟姊妹里，最终只有一个人成了家。问他为什么，他说虽然有姊姊的照料，可他们上学时很难和别人一样穿着干净，所以他们总是害羞地躲着人，打小自卑不敢与人来往。
鲍伯在十三岁时他住在波士顿也是一辈子单身的姑姑把他接到美国，扶养资助他一路读到硕士，还把她的一套房子留给他。飘洋过海的他从此和兄弟姊妹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鲍伯在纽约教高中，退休后回到波士顿住在姑姑留给他的房子，只有偶尔会回爱尔兰探视他那些留在乡下的手足，我们遇到他时刚过七十。
很快地一年过去了，学霸老婆决定到维吉尼亚大学读博士，我们因而必须跟波士顿告别。在八月一个下着小雨的晚上，鲍伯送我们两个到波士顿的火车站。我们和他拥别，鼻腔里满是离情不知何时再见，不过等我们到了夏洛斯维尔，我们和鲍伯的联系并没有中断，从此他就像我们的远距老师，不时打电话来考问我们英文的进展。
来到维吉尼亚后，我们最终在德州落脚。又过了三五年，两个小孩相继报到。为了感念鲍伯的情谊，我们用他的名字当儿子的中间名（Middle Name）。没有子女的鲍伯知道这件事满心欢喜，说他是我们小孩的Grandpa Bob。
鲍伯在佛罗里达有栋度假屋，冬季北方寒冷，他就到佛州的圣彼得堡市过冬。一到佛州，他每每就寄给我们整箱的柳橙。此外，每年两个小孩生日他也会各自寄给他们几十块美金的支票。十几年间他还总是在电话那头纠正我们的发音，问我们文法及成语的用法，他不但是我们的老师，实际已是我们的家人。这之间，我们也多次到波士顿和佛罗里达探望鲍伯。每次见面他都会骄傲地跟身旁的人介绍我们，说我们是他教过最得意的学生，两个小孩是他平白得来的孙子。
时光苒荏，二○一三年，鲍伯已经九十三岁，此时他已近全盲，几年前已将房子卖掉住进波士顿市郊的养老院。即使到这时他每年小孩生日的支票还是没有间断，只是字迹愈见潦草，我们收到支票也早已只把它保留下来不再存进银行。这年夏天，就读高三的儿子获得美国国务院的奖学金到苏俄游学，回来后团体会在纽约解散。此时又是大学参访的季节，所以我们决定全家藉这机会到养老院探视鲍伯。
那一天，鲍伯西装笔挺精神奕奕地坐在轮椅上，告诉我们他在疗养院的正式餐厅订了一个桌子，邀集了院里的好友们和我们共进午餐，来参加的有退休的律师、法官、布朗大学的教授、工程师……等。我们和他共三代人与他的朋友们围坐一个大圆桌，愉快的谈天，听这些老者谈论他们丰富的人生故事。到了该告别时，我们依依不舍地抱着他约定隔年再见，告诉他一定会再回来看他。他说，一定坚持等我们的再会。
那年年底，十二月三十日，父亲在与胃癌搏斗半年后过世。我回台后过了两个多礼拜在一月中拖着疲惫的身子和沉重的心情回到美国。次晚，老婆神情戚戚地靠到我身边来，轻声的说：「我跟你说件事，你要坚强。」原来在父亲过世后的第三天，一月二日，鲍伯在护士的协助下打电话到家里来，说他觉得身体疲累，生命已到尽头，他已经准备好要回天国和他的父母兄姊团聚，特地打电话来告别。隔天，一月三日，鲍伯即离开人世。
这个连续的打击，让我沉浸在悲伤中很长一段时间。有一次自己开车到了海边，下车走在沙滩上，望着无垠大海，无助与惆怅瞬间袭来，这时原是春风拂面的季节，但那刻间蓝天碧海却全然与我无关。天地悠悠间心中的愁苦锥心地无言可喻。
我们和鲍伯的关系至此还没结束。时间又过了大约五个月，有一天我们回到以前居住的小房子去打扫。这是我们买的第一栋房子，后来因为工作关系搬到别处，我们舍不得卖，就把它留下来租给房客。此时房客约满搬出去已三、四个月，我们因为一连串沉痛的事，直到那时才打起精神过去整理。
我们抵达时看到的首先是透过门上投邮口丢进来一地的广告单，还有一些寄给原房客无关紧要的信。我正一把抓起想将全部信件一并丢掉时，突然看到一封平信，信上名字的拼写似乎是我的名字，又有些不同。狐疑间，我把它拆开来看，一看，我们顿时愣住了。原来信件是一位信托受托人寄来的，他显然也寄了挂号信到这个地址，但因为没人居住挂号信被退回去。一看邮戳，信发出来已两、三个月。信的内容是，鲍伯给我们两个小孩留了一笔金额做为他们的大学教育基金。
我们搬离这房子已十余年，这之间接连换了两、三个住处，鲍伯也都知道每个地址，小孩的生日支票我们也都收到，信怎么会寄到十几年前的旧地址去？思索之后，我们明白了，因为鲍伯在十几年前我们小孩才刚出生就已经把信托文件写好，连同我们的联络地址一起交给受托人，只是他之后虽然有我们的新地址，却因年迈忘了把新地址交给受托人。
鲍伯走后，我时常想起小孩刚上初中时我们有次到佛州探视他住在他的度假屋。那一早，鲍伯看到我就着晨光在看他留在餐桌上的报纸，就问我愿不愿意陪他出去散步，于是在大家还在睡觉时我们两个披了衣服走出门。散步中我们聊着我的工作，小孩的课外活动，还有鲍伯以前在纽约的生活等，之后鲍伯顿了一下，突然问我准备好要接受主了吗？我们认识那么多年间其实他几乎未曾和我谈过宗教，但他既提起来了，我便回答我不知道何时，或这辈子会不会有那么一天。他很好奇的问我为什么，我说我认为宗教是灵魂的维他命，服用它的人也许会让灵命更坚强，但就像人的体魄，有的人不需要额外的维他命本身就已够强壮。他听了说就这样吗？我觉得你应该还有别的要说。我说，是的，就像某些药品，也许药原本的发想和最后的成品本身很好，但它的研究开发和推广的过程可能违反了伦理，或者被庸医滥用，坑害或牺牲了许多无辜的人，这药吃还是不吃呢？我原本以为鲍伯会对我的坦白生气，可是他却哈哈笑了出来，说我讲的几乎是他年轻时也有过的想法，但他最终选择了服用这帖维他命，而且他觉得受用无穷，他也希望有一天我会和他做一样的选择，而过了那次之后，鲍伯和我再没谈起过宗教。
就这样，我和他，一个来自西方，一个来自东方，年纪相差四十余岁，两个毫无干系来自地球两端的人，却在先后移居美国后在他国结下有如亲子般的厚谊。每个人的生命序列有数，也许交叉相会，也许错身而过从此再无交集。缘起无名，缘尽有时，我们和鲍伯再会的约定，是永远无法实现了。时光虽逝，我们对鲍伯的感念，却是无以复加，与时俱增。鲍伯在我远行之际过世，让我无缘随侍与他道别，那终究是一辈子无法平息的苦涩与伤痛。
本文作者:林志豪
《讲义杂志 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