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量网路资讯 冲击言论自由

自由主义和对其的不满（时报出版）

古典自由主义的根本原则之一，与保护言论自由有关。这一保护写进美国权利法案的第一修正案里，已明载于世界人权宣言和许多自由主义民主国家的基本法里。言论既具有让人得以用其他物种所做不到的复杂方式沟通的实用价值，也具有作为思想与抉择之最重要场域的固有道德价值。打造制度使不为时间所限的大规模协调和合作得以有机会实现，而言论系打造制度所不可或缺。言论自由间接意指思想自由，系自由主义体制所想要保护的其他种种自由的基础。

在自由主义社会里，有两个支撑言论自由的规范性原则。第一个与避免言论支配权遭把持的需要有关。第二个不如第一个显而易见，但同样不可或缺，即政府和公民都需要尊重社会每个成员的隐私区域。这个区域可以如在欧洲那样从基本法定权利的角度予以确立其范围，但把它视为规范，而非可顺理成章接受的权利，较为恰当，因为它会影响公民间的私人互动，而且可被视为宽容这一美德的延伸。这两个原则都已受到我们今日沟通方式上的技术变革威胁，也受到政治两极化之类的其他政治情势威胁。

如今，言论支配权遭以数种方式把持。第一种历史悠久，指的是威权政府或高举民主大旗的伪民主国家，试图想要垄断、控制言论。古典自由主义极不信任这种公权力，甚至，言论通常是任何威权统治体制头一个要下手的目标。当今中国共产党对传统媒体和网路的管控越来越紧；俄罗斯的普丁把各大媒体都纳入其掌控或其密友掌控。网路有利于当权者透过日常生活里已无所不在的追踪功能和感应器，做到规模超乎想像的监控。中国的社会信用制把监视和大规模资料采集、人工智慧合在一块，使政府得以时时掌握其公民的大大小小思想和行为。

第二个威胁不是来自政府，而是来自私人对传统媒体和通信的控制，由义大利前总理西尔维奥．贝鲁斯柯尼头一个发出。贝鲁斯柯尼拥有庞大的媒体帝国，借此成为有钱的寡头统治集团成员。这个媒体帝国叫Mediaset，跨足报纸、出版、广播。掌控媒体使他得以靠一己之力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人，并利用此名气于一九九○年代初，义大利的战后政治秩序正随着社会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的消亡而逐渐瓦解之际当上总理。贝鲁斯柯尼一掌权就利用其刚入手的政治影响力保护其商业利益，并躲掉刑事罪责。

贝鲁斯柯尼成功结合媒体和政治势力之举，之后被广为仿效。普丁不是媒体大亨，但早早就认识到把私人媒体抓在自己手里或交给他的密友掌控很重要。在这过程中，他跻身俄罗斯首富之列，甚至世界首富之列。匈牙利的维克托．奥尔班和土耳其的雷杰普．塔伊普．艾尔段，都利用个人对媒体的控制，巩固自身政治势力和家族财富。

说来矛盾，言论自由的第三大威胁，就来自因网路兴起而大增的言论。一九九○年代网路以公共沟通管道之姿兴起时，许多人认为它会大大催化民主。资讯是权力的来源之一，越是能掌握资讯，权力支配的范围就会越广。网路会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自行发表想法，不受传统媒体的守门员──出版商、主编、媒体公司、政府──阻拦。网路也使人得以鼓动民心，为乌克兰、乔治亚、伊朗境内反贪腐政权或反威权统治政权的起事，以及阿拉伯之春期间的起事，大开了方便之门。网路使受到不当对待或迫害的孤立无援个人得以打破地理条件限制呼朋引伴，一起讨公道。

但诚如马丁．古里所说的，这个把数位媒体和传统媒体合在一块的新资讯世界，开始提供让每个人应接不暇的资讯，比先前所能吸收到的资讯还要多，而且多到令他们来不及消化。随着时日推移，大家渐渐看出其中许多资讯内容贫乏、虚假，或有时被刻意当成武器以遂行特定的政治目的。有些得到赋权的个人，例如埃及的瓦伊尔．戈尼姆，能为拉下阿拉伯独裁政权助一臂之力，还有些人则单凭一己之力就能散播关于疫苗或作票的不实讯息。这一资讯爆炸所产生的累加式效应，会削弱政府、政党、媒体企业等既有组织的权威；此前，资讯一直透过这些组织来传播。（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