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腾思潮》摆脱名校评鉴枷锁，找回顶尖的信心（张郁柏）

每年各评鉴的世界大学排名一公布，媒体特别喜欢用「某某大学今年挤进前几名、跌了多少名」来吸引民众的目光，却不多加报导该评鉴的参考指标与排名变动背后的意义及原因。(陈怡诚摄)

近日，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史丹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密西根大学、乔治城大学，以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大学法学院，相继宣布退出《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U.S. News & World Report）》的排名评鉴，其中，前三所法学院表示，该排名系统与法学院旨在增加社会经济多样性、支持低收入学生和鼓励追求公益服务的初衷有所违背。

乔治城大学法学院院长崔诺尔（William M. Treanor）更发表声明表示，乔治城大学的使命是教育出「致力于为正义奋斗，保护我们当中最弱势者权益的律师、法律学者及公民」。这些在排名中长期名列前茅的美国著名法学院（多半是所谓「永远的前14名」， T14），鼓起勇气退出对自己有利的排名系统，引起社会各界对「排名高才等于顶尖」的反思。

每年各评鉴的世界大学排名一公布，总能引起台湾社会的高度关注，媒体特别喜欢用「某某大学今年挤进前几名」或「某某大学比去年跌了多少名」等标题来吸引民众的目光，却不多加报导该评鉴的参考指标与排名变动背后的意义及原因，当然遑论去批判此变动是否合理。这股盲目追求数字排名游戏的风潮，除了来自我国社会文化对排名的迷思与热衷，更有一部分是由政府带起的，例如2006年教育部推动的「迈向顶尖大学计划」（亦称5年500亿计划），便把其中一个目标明定为「10年内至少1所大学跻身世界百大」，遂将资源集中在有潜力挤进排名游戏上位的理工医农大学，忽略了在排名评比上处于劣势的文法商大学，再加上与其配套的「奖励大学教学卓越计划」，间接促使大学为了争取资源进而追逐漂亮的世界大学排名。

即便2018年上路的「高教深耕计划」已有淡化「前进世界百大」的趋势，仍然不减台湾民众对于每年世界大学排名的憧憬，许多大专院校甚至为了能在官方网站上大大地展现漂亮的排名数字，调整了最适合自己的教学内容和研究产出评比。不能在排名上有亮点的研究，即使对国家社会贡献极大，也会被压抑。

然而，每间大学都有不同的文化、风格、传统，或是发展较突出的学科领域，单以几个指标（例如：论文发表数与被引用数）作为左右排名榜上高低的标准，必然出现诸多偏误。试问，历史悠久的名牌大学，其社会地位早已深植在几代人民的心中，难道在排名游戏中表现不亮眼，就会影响世人对它的评价吗？以我大学时期就读的国立政治大学为例，即便因为是一所以人文社会学科为主的大学，所以在各世界大学排名中表现不是那么亮眼，但每年学测指考放榜，仍旧是台湾学子们心中向往的重点名校之一，也是各企业与用人单位对教育成果高度评价的大学，更是许多外国鸿儒们争相来做研究和交换的学校。

遗憾的是，不论是政治大学、中央研究院、台湾大学或其他知名的台湾大专院校，多未拿出身先士卒的勇气，大力倡议要跳脱排名评鉴的框架，反而选择每年检讨为何排名无法前进或今年又跌落了几名。亦即，它们仍然非常重视各排名评鉴对自己的评价和观感，甚至愿意为了迎合排名系统而调整相关教学和研究政策。

在大学社会责任（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理念的倡议与推广下，各界已开始反思传统上将高等教育与经济成长挂勾的观点是否能回应社会上新的挑战，并认为大学应该更重视社会正义、公益服务和环境永续的教育发展，并以大学为基地，向社会发散新的观念和思维，以回应日新月异的社会需求。此潮流与趋势揭示了大学除了重视学术研究和技术移转之外，更应该戮力思考如何培养出具有道德感且负责任的社会公民，以及如何更有效地发挥大学对社会的整体影响力。

从美国著名的多间法学院退出排名评鉴一事来看，吾人除了应该思辨这种「用排名引导教育」的游戏是否妥适？更应该扪心自问何为顶尖的高等教育？究竟是满足排名在前的虚荣心？抑或培养出能解决社会问题的人才？期待未来的一天，台湾高等院校能聚焦于培养解决社会问题的人才，并摆脱被排名游戏拘禁的囹圄，拾回顶尖的信心！

（作者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律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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