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腾思潮：张郁柏》出版审查加剧，台湾的民主难道如此脆弱？
据报载，文化部于2020年12月22日的图书免税说明会上，宣布依照《大陆地区出版品电影片录影节目广播电视节目进入台湾地区或在台湾地区发行销售制作播映展览观摩许可办法》（下称许可办法），大陆出版品自2021年的2月1日起，需先向文化部申请许可通过，出版社才可申请ISBN书号和登记免征营业税。
这是文化部于2020年12月初禁止国内出版童书《等爸爸回家》之后，所作出对中国大陆书籍最强烈的出版限制。身为解严后出生的一代，笔者不禁好奇，2020年的今天还需要对大陆书籍作严格审查，台湾的民主难道如此脆弱？
我国自1930年颁布《出版法》并于1952年经立法院三读通过，对内容不利于当时政府（特别是宣扬共产主义者）的出版品进行审查，轻则停刊、重则撤销出版登记，直至1987年解严及1999年废除《出版法》后，我国的出版自由已迈向全新的里程碑。但囿于两岸特殊的关系，1992年施行的《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下称两岸条例)第37条及基此条文第2项授权订定的《许可办法》，仍对大陆地区的出版品、电影片、录影节目及广播电视节目等进行特别的审查，须经主管机关许可，始得在台湾发行。其中《许可办法》第4条及以下更要求文化部针对内容涉及「宣扬共产主义或从事统战」、「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违反法律强制或禁止规定」及「凸显中共标志（但因内容需要不在此限）」的大陆出版品，不予发行许可。
此些规定涉及文化部「是否进行审查」以及「审查宽严的问题」，亦即，纵使《两岸条例》及《许可办法》对大陆书籍进口采「原则禁止，例外开放」的态度，但只要文化部对于大陆书籍的审查采「形式审查」并「从宽认定」，则大陆书籍之进口应当不会受到太大的阻挠。根据笔者研读《林龙志，中国大陆图书代理商经营现况及发展研究，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图书资讯学研究所，2008年6月》一文，其提到2003年后，当时的主管机关行政院新闻局已不对大陆书籍进口有所刁难，该文认为或许与我国于2002元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有关。不论主管机关放宽审查的原因为国际贸易规范或两岸关系已朝稳定和平交流方向发展，其结果均为主管机关已改采「原则开放，例外禁止」的态度。
若出版业者因为申请大陆书籍出版却被文化部驳回许可，因而进入行政法院争讼时，本文希望行政法院的法官们能好好参考《台北高等行政法院108年诉字第1948号判决》所写的令笔者大为赞赏的一段话：
「陆方统战目的不外拉拢台湾民心，增强对陆方的向心力，以达其终极统一的目标，而形同摧毁台湾民主、开放的基本价值，惟面对基本价值破毁之威胁，最佳回应之道应系更民主、更开放，借由更深入的接触、交流，才有机会实际了解两岸的制度差异，并进而巩固台湾地区人民对民主制度的自信，如仅因对方采取的措施意在统战，即以维护国家安全或利益、国家认同或基本忠诚度之名，自我退却并抛弃我方基本价值，适足以产生被告所称造成台湾社会分歧，而达到陆方分化我方的目的。」
蔡英文总统于2020年4月7日言论自由日时，面对一生追求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的郑南榕先生自焚殉道第31周年，在其Facebook粉丝专业写到：「有言论自由的社会，才有天然的抗体。」但看到今日文化部对我国出版自由的种种限制，我不禁想问蔡总统，国人天然的抗体难道在您心中并不存在吗？
据笔者的父亲所述，解严前要购买大陆书籍非常困难，基本上书店不太敢贩售，而只能在地摊购买。购买时会有人靠近不断询问为何购买此些书籍？因此最好银货两讫后即快速离开现场。书的封面多为纯白色只留书名和作者名，内容则有时经过删修而不复见原文。当时的他透过阅读被称为「禁书」的书籍而更了解两岸思想文化与制度的差异，甚至更珍惜今日得来不易的民主与自由。
笔者可以理解1992年时，两岸民间刚开始实质交流，且政府之间时有不少冲突与紧张，因此难免对大陆出版品作为统战的工具高度戒备。但两岸自1987年解严及1991年结束动员戡乱以来，已努力朝稳定和平交流的方向发展逾30年，台湾人民对于民主的理解与信仰早已成熟至臻。
本文呼吁政府莫让民主走回头路，退回到阅读大陆书籍且须战战兢兢的年代。同时，《两岸条例》第37条及《许可办法》应当顺应时势作必要之修法调整，以呼应今日之时局。最后，吾人应该对我国的民主法治有信心，透过更多元深入的两岸交流，来了解彼此的制度差异，并进而稳固对民主制度的自信。
中国大陆书籍之进口，不用政府特别来关切。人民要看什么书，看了之后会想什么，更不劳政府操心！这才是民主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