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荣钦／郭台铭能拯救逐渐被世界抛弃的台湾创投吗？
老友近日提及郭台铭的政策执行能力或许较佳，我表示郭台铭有其更大的问题，在管理上未曾实践政府组织、在诱因上无法执行台湾优先政策、在政策上无法适应台湾转型所需等等，都使得郭台铭和反智的韩国瑜与缺乏整体策略思考能力的柯文哲一样，难以带领台湾创新经济。我无意帮郭台铭拟定他粗糙的政策，但是对于有志于台湾创新政策者，可以推荐一本旧作，从创投政策的角度检讨政府政策所能及与不能及之处。
这本书是《Boulevard of Broken Dreams》，当然一提到这个题目，多数人会联想起摇滚乐团Green Day 的同名名曲，不过我所说的是哈佛商学院Josh Lerner 于2009年出版的作品。
Lerner 是一位在观念上十分丰富有趣的学者，学者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种是根据同一理论去探讨不同现象，第二种是针对同一现象，用不同理论去探讨。Lerner 属于后者，他用各种能想到的经济、财务与策略理论，去分析风险创投产业，即使在人才济济的哈佛商学院，也是知识最多元丰富前几名的教授。
《Boulevard of Broken Dreams》正是从风险创投的角色，分析世界各地的科学园区（主要是美国、以色列、新加坡，但也兼及英国或印度等国）的企业策略与政府政策，特别是2008年金融风暴时，美国花费1500亿美金纾困AIG，令AIG成为一个政府拥有81%股份的国有企业，或是同年瑞士政府花费20%的GDP对UBS纾困，以600亿美元换取将近10％的UBS股份，政府所有权的政策是正确的吗？政府应该鼓励企业到什么地步？政府该以公共资金投资新创企业吗？政府的资金与创投政策如何影响一个创新企业？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不久前我曾经提过， 多伦多大学商院教授Richard Florida 等人的世界创投产业报告揭露了令台湾创投尴尬的一幕：
创投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化产业了，美国不复垄断创投，从1992年几乎占95% 到去年只剩下50%的市占率，过去二十多年，亚洲与欧洲已经成为创投不可或缺的力量。
而且因为群聚经济等效应，使得创投在全球化城市中的集中度与日俱增，赢家的比重不断上升，其余的城市正逐渐被抛在后面，差距与日俱增。世界的创新活动越来越向大城市集中，北京、伦敦、柏林、多伦多、巴黎，台拉维夫等城市成为新兴势力，小城市逐渐被抛弃，不幸的是，台北市正属于输家，与世界的差距越来越遥远，在资本跨国流动越来越明显的状态下，台湾本地新创事业获得的资金却越来越少，是台湾创新的重要限制。
与郭台铭的论述相反，台湾的外资或投资增加，除了半导体之外，重要的因素来自美中贸易战。从经济政策的角度来看，郭台铭属于现在，柯文哲属于过去，韩国瑜属于外星天线宝宝，三人之中无人看护台湾的未来。
《Boulevard of Broken Dreams》揭露出一些通常为人所忽略的历史要素，例如因为 AnnaLee Saxenian的名著《区域优势》，而使得矽谷与一二八公路的70年代后文化差异的影响广为人知，但是对于二十世纪前三十年，几个矽谷高科技企业所设立的制度影响，以及史丹佛大学和国防部的历史，则较少引发关注。创投产业是由母校INSEAD创办人与当时MIT校长共同创立的，为何后来却在西岸引发更大的关注？美国等政府，究竟在创投产业与新创事业上，做对了哪些事情？做错了哪些事情？政府的政策在什么时候最有效？或是以色列创投产业与新创事业的兴盛与限制，也不是走马看花几天参访所能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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