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师大学报》从社会融入分析粉丝文化症候（晏青、侯涵博）
张哲瀚《山河令》结局恐悲剧 粉丝哭爆警告编剧「让他活下去」。（LiTV、张哲瀚工作室提供）
近年来社会对粉圈症候的焦虑，乍一看是粉丝文化与主流价值的冲突，实际上，是源自对粉丝文化角色的理解误区，即它究竟是文化问题还是文化产业问题、是公共实践还是日常生活实践，是伦理问题还是经济问题。
四
粉丝文化社会融入的问题域
因粉丝群体的复杂性、符号生产的繁复性、辐射面的广泛性等特征，造成粉丝文化的复杂性。正如朱丽丽指出的，粉丝经济是「混杂式」的，是由多方力量推动的。比如，娱乐公司造星、明星集资、粉丝文化产业等问题，这是一整个经济面的问题，不是仅从价值层面就能解决的。不过，主流价值在对粉丝文化的规制中，往往聚焦于明星上或「出格」粉丝，采用的是刺激-反应模式，即在明星失范、粉圈泛「渣」时才进行应对之举，缺乏常态化、机制化的引导之策。
追根溯源，我们对粉圈的认知很矛盾：一方面要在价值层面对粉圈进行引导，同时还要发展文化产业；另一方面，失范行为源自明星，但又发现行范行为与娱乐工业体系密切相关。中国娱乐文化的使命很多，一直处于「守成」与「突围」的尝试与拉锯之中。本文拟从宏观的时代情境、中观的个体需求和微观的价值互动三个层面来讨论粉丝文化社会融入的问题域：这些问题究竟是时代的弊病还是个体的责任？粉丝个体的责任边界在哪，市场逻辑在哪些层面发生作用？粉丝多处于青少年或成人初显期，粉丝文化之于他们的社会化进程有何影响？主流价值 的作用是否存在边界？
（一）「世俗」无意识
粉丝文化是世俗社会的一种表征。陶东风认为当代中国经历了两次世俗化运动，一次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个性解放、人道主义以及物质生活合法化为核心的世俗化浪潮，构成了新公共性生活的基础；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以物质主义为核心的世俗化，是以物质欲望、身体快感的无度追求以及对个体内心隐秘经验的变态迷恋为特征的，实际是对前一次世俗化的背叛。从特征来看，当下的粉丝文化是第二次世俗化运动的产物，追求感官享受，迷恋关系幻想的快感。
乔治·莱文（George Levine）提出，世俗主义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它是民主社会和民主世界的基本条件。何为世俗性，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列出西方世俗性的三种模式：公共空间里已将上帝或任何终极实在的指涉都清除了；宗教信仰与实践的衰落；信仰上帝只是多选项中的一项。泰勒不认可科学与理性的兴起是传统失落的最重要因素，认为最重要的是世俗社会的来临。对世俗生活的确证成为日常生活、大众社会的潜在语境。大众化的生活和我们在其中展开我们生活的空间，具有确定的道德、灵性形态。在这种活动或状态中，我们感受到了完满（fullness）与丰富（richness）。
在新媒体构筑的世俗化情境中，伦理、英雄、知识精英也一起被旁置。在大众社会的娱乐文化中，传统的经院式人文主义中弥漫的等级思想烟消云散。社交媒体的数字化、交互性和日常性建构了新的经验方式，人们具身性地投入到新体验中，体验、感性、身体成为在场的佐证，实现了粉丝文化对大众偶像、煽情、浅层内容的诉求。但是，世俗性可能成为一种强烈的符号惯性，让粉丝身处其中而不自知。不管是作为一种宏大的社会架构，还是个体的动机，它都可能无意识地规训粉圈主体和文化。世俗性无意识可能是粉丝文化社会融入中最难挣脱的「幽灵」——即我们从来就是如此，充满世俗性并将其视为惯性——成为粉丝文化发展的一种无意识。
（二）粉丝的社会化
新媒体情境下的粉丝日益年轻化，有向中学生蔓延的趋势，同时越来越多的不同阶层、职业的成年人加入粉丝队伍，粉丝的社会化成为伴随其中的问题。
社会化是指一个人获得自己的人格和学会参与社会或群体的社会互动过程，分为从出生到成年期的初级社会化（primary socialization)、成年期的继续社会化（continuous socialization）两个阶段，后者指个体在新的文化环境中，产生新的社会经验，创造新的社会文化的过程。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指出，大众传媒是一种社会化中介。研究表明，青少年会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媒介化的规则与价值观的影响。传媒文化有助于塑造青少年对于世界的普遍看法和最深层的价值观：它定义了什么是好或坏、正面或负面、道德或邪恶。也就是说，媒介有助于青少年的社交活动，并帮助他们理解自我观念和周围世界的信念。尤其在新媒体环境下的追星行为会显著影响粉丝的继续社会化进程，包括人际关系、角色认知、价值观念等。这可能是因为互联网越来越成为「基础设施」，「数字化生存」成为既成事实，社交媒体已然成为粉丝成人化的重要中介甚至环境。因此，在粉圈获取的文本经验，超越了单纯的娱乐游戏，其所生产出来的意义能够以某种方式融入粉丝的生活。
同时，主流社会价值也融入粉丝生活的框架。比如粉丝电影。传统的电影艺术规范和风格惯例被编织其中，粉丝观看电影时，最先进入审美期待的可能是IP文本（比如明星演员、小说文本），随之进入审美视域的还有社会图景、艺术准则与美学意义。在这个复杂的过程中，粉丝文化辅助粉丝实现社会化，这种方式将带来哪些新的社会化启示？在家庭、学校、大众媒介等社会化中介体系中，粉丝文化的角色是在现实环境还是拟态环境发挥作用？
（三）偶像符号化
过去的60多年里，媒体人物（media personalities）对受众的影响节节攀升，而明星崇拜被视为对媒体人物卷入度最深的类型。明星是偶像崇拜最重要的对象，对他的审视不仅需从个体因素（比如明星素质），还要从系统性因素综合考虑。系统性、整体性的思维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社会体系中的粉圈。我们所诟病的现象无法摆脱时代的逻辑，比如明星形象消费背后的视觉消费、流量明星背后的注意力经济、粉丝群体性行动背后的弱者心态、粉圈集资背后的资本运作等。当下粉圈的商业性、娱乐化，也与视觉逻辑、流量经济、注意力经济、大众社会等逻辑有关。
从粉丝-偶像的关系层面来看，粉丝能从与明星的拟社会互动关系中实现类似于社会互动、交往的心理体验。尤其在社交媒体中，通过「感知的相互联结」（perceived interconnectedness），形成「数字亲密关系」（digital intimacy）。按照卷入的程度来看，拟社会关系（parasocial relationships）可分为三个阶段，从与媒体接触期间仅发生的短期「拟社会互动」，到在媒体接触内部和外部存在的长期「拟社会关系」（parasocial relationship），最终发展为程度更深的「拟社会依恋」。受众从中获得亲密感和安全感。在拟社会关系中，粉丝从偶像身上获得心理满足感与自我成就感。在粉丝经济中，偶像作为快感的核心来源，其本质更多是资本的「代言人」，那么对他的审视就不能限于个体因素，应该将其置于整个粉丝经济甚至文化工业系统中来看待。
（四）主流价值的作用边界
主流价值在粉丝文化的社会融入主要有如下两种方式：一是「驯服模式」，即采用行政命令，进行主流舆论批判，比如封杀、全网讨伐；一是「修辞模式」，一般是指以较温和的方式进行的治理。比如，文化领导权就反对阶级化约论，提倡将现代社会抗争的重心转移到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以非暴力的形式争取同意为实现路径。不过，文化领导权理论偏向统治阶段自上而下、单向的文化治理。不管是「驯服模式」还是「修辞模式」，它们的基本视点都是将粉丝视为一种症候，而且这种症候还是粉圈内部生发出来的，而与粉圈外部环境、社会关系和文化生态的共生关系则被忽视。
但是，主流价值并非「万金油」，粉丝文化作为一种典型的亚文化形式，最终的归宿也不是要等同于主流价值。粉丝文化生成本身就有意与主流社会、意义系统保持一定距离，对「他者」的追求是粉丝文化发展的动力。如试图以主流价值取代粉丝文化的核心思想，不但会关闭意义的超级市场，还会将社会矛盾的一个缓冲带取缔。所以，主流价值规制有其边界，需合理对待粉圈的意义实践。粉圈充满了「空洞的能指」（不反映现实、意义模糊），拉克洛（Ernesto Laclau）觉得社会的运转很大程度依赖于空洞的能指，它富有政治意味，是霸权施展的场所。因为它并不反映现实，而是缺席于现实，所以它是模糊的，代表了缺席的力量。因此，「不同力量试图为这些『空洞的能指』赋予意义」的过程被称为霸权。而主流价值的社会规制应避免成为宰制的力量，避免以同一性取代差异性，应主动接纳这种差异，让文化间的交融、整合以及引导成为常态机制。
五
粉丝文化社会融入的可能路径
从粉丝文化的日常化、浅层化、认同性、群体性等特征来看，它是一种「生活化」、追求快乐的文化形态。笔者认为，粉丝文化的圈层化、「出圈」的话语溢出以及「破圈」的话语争夺，是当代社会快乐机制运作的结果；粉丝文化的社会互动与融入，也是大众文化发展的应然。
（一）大众文化的快乐机制与主流价值的「善的生活」
大众文化的快乐机制的叙述逻辑是这样的：粉丝文化内部最初充满异质性，是混杂着规范、象征、话语和形象的复合体。粉丝乐在其中，甚至狂欢化。在这个过程中，对快感的永恒追求使得粉圈的意义领土永远在「扩张」的路上。所以，在快感中沉湎，继而脱敏，转而向粉圈外寻找资源以满足更高强度的快乐，循环往复、乐此不疲，便成为粉圈的快乐机制。艾德加·卡巴纳斯、伊娃·伊卢兹认为，快乐是一种自我中心、独立完成、个人主义的追求，寻求快乐是持续进行、永不结束的计划；快乐是人生最值得追求的目标。快乐被用来衡量人生价值、成功与失败的大小、个人成长与情绪发展的程度。粉丝是快乐生活的实践者，粉丝文化成为一种实践性文化。
显然，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快乐机制区别于关乎公共、人类的「善的生活」。亚里士多德认为：「善的生活」建立在「人们精心考虑道义上的完善，沉思事物的秩序；关于那些对政治至关重要的东西，他们共同精心思索普遍的善，并决定如何构建和运用法律。」很显然，在这种视域下，日常生活或世俗生活的位置很低。在亚里士多德的观点里，快乐主义不能作为「善的生活」，因为快乐并不是活动本身，而是某种与令人满意的活动相伴随的东西，当然也可能是因为被禁止的活动或庸俗的消遣本身也令人快乐。「一个走向社会均等的内在趋势暗含在对日常生活的肯定之中。现在，善的生活的中心存在于每个人都参与其中的事项中，而不是存在于少数有闲者才能公平处理的一系列活动中。」从这个角度来看，粉圈里的白日梦生活，显然不是理性理解世界的可靠方式，也无法认识整个世界中显示出来的自然法则的复杂性。
主流价值构建的是一种公共性、参与性、理性与富有意义的文化形态，有着类似「善的生活」的逻辑，而加强它与快乐至上、自我满足的粉丝文化之间的互动，需要提升后者加入社会层面的表征体系和价值密度。因此，要实现粉丝文化的社会融入，需要基于各自的文化逻辑进行适度的接榫，即如何在快乐至上、自我满足的粉丝文化接纳理性、公共性、意义指向的主流价值，反之亦然。那么，这两种不同取向的价值接榫点在哪里？
（二）社会融入的切口：以明星为接榫点
粉丝文化的症候和社会融入涉及问题颇广，包括法制法规、伦理、媒介素养、娱乐产业、艺术法则、职业素养、个体动机、文化工业、意识形态等。相较于通盘考虑所有的问题，笔者认为应抓住「以明星为核心」这个关键点来更精准地思考粉丝文化价值融入的可能路径。
粉丝文化的社会融入涉及粉丝、明星、官方（包括相关职能部门、平台等），也是社会融入链条的上、中、下游。其中「明星」既连接上游（官方），又连接下游（粉丝），是粉丝文化的核心要素，也是粉丝主要的快乐之源、粉圈符号系统中的「蚁王」。正如笔者指出的，在以明星偶像为快乐对象的「拟亲属关系」中，粉丝收获了强烈的参与感、成就感、自我奖励感等。同时，在主流价值的作用机制下，明星也能够同时连接粉丝和娱乐工业发挥作用。再者，相对于数量众多、构成成分复杂的粉丝而言，明星的娱乐产业、明星娱乐个体的双重角色，可谓是主流价值可以同时进行「规训」和「引导」的绝佳对象。故而，从明星入手来讨论粉丝文化社会融入，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之效。
（三）粉丝的社会参与：从「偶像代言人」到「国家代言人」
关于如何规避粉丝文化的种种弊端，粉丝「自律论」是提及较多的路径，即粉丝要有意识地提高媒介素养，科学认识偶像崇拜现象。这种论调立足于粉丝是理性人的假设，但实际上粉圈就是基于情感认同而成立的，这个假设与粉圈逻辑是矛盾的。在笔者看来，粉丝的主体性很重要，但依靠自律的单方面努力无法规避粉丝文化弊端，而应更多地在粉圈逻辑的基础上发挥粉丝的主体性作用。
关于当代「原子化的人」「孤独的人」的两个隐喻也可以用来描述网络空间人的状态。沃尔泽（Michael Walzer）指出，现代社会的孤独个体正是现代「高度流动」的新型社会造就的。高度的流动性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地理上的流动、社会身份的流动、婚姻关系的流动和政治上的流动。粉圈将现代社会的「原子化个体」聚拢在了一起。笔者认为，基于兴趣、爱好或其他因素聚集起来的粉丝团，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或缓解了现代人「原子化」的倾向或功能。粉丝的初衷可能是娱乐或逃避需求，尽管这种社群因高度流动性而显得松散脆弱，并且更多因需求的变化而发生动态变化，但粉丝会出于维护偶像形象而参与公共实践。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谈及公共人的衰落时提出了现代人的矛盾之处：人们既要投身于混乱而又充满吸引力的公共领域，又要强调自己有不受别人打扰的权利，于是出现了这种在别人眼里与主流价值保持隔离状态的结果。此处，我们所谈论的粉丝是指在粉圈情境中的群像，而非个体粉丝形象。
明星是娱乐文化中的重要元素，也是粉丝意义生产和身份认同的起点，是粉丝日常生活的「黏合剂」。在粉圈的身份构建、维护明星形象的长期实践中，粉丝在粉圈的部分行为成为惯性，继而影响其在整个数字空间的观念和行为方式。这种「偶像代理人」符号域延伸至国家、社会层面的公共实践。
如前所述，「白痴型受众」和「博弈型粉丝」是学界论述粉丝身份的两种经典范式。后者在完善自我形象的过程，走出「乌合之众」的负面语义系统的同时，也生产文化合法性，这也符合「生存政治」 (politics of survival)。有学者认为，「生存政治」是很多新型社会群体都要面对的问题，这其中包含两个层面的「生存」：一是粉丝群体实实在在的具身性存在，一是让社会承认粉丝群体的存在，即一种文化身份意义的存在。粉丝群体以一种分工细致、体系庞大的网络组织出现，不仅可以约束成员的行为，发挥其高凝聚力、高行动力和高生产力的优势，还有助于获得社会和主流文化的认可，使之得以生存。
明星与粉丝之间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联结关系，使粉丝在娱乐体制中从接受者变为参与者，进入到明星制造流程之中，成为「偶像代言人」，即是粉丝群体为了扩大粉丝数量而需获得社会合法性支持的行为。换言之，即粉丝通过改善自身形象以提升偶像社会价值的实践。在粉丝文化实践中，粉圈制定出符合社会公共道德、社会规范和文化理念的象征性社群规范，用制度约束粉丝行为。以蔡徐坤超话为例，超话设置后援会、工作室、数据站、反黑净化站等架构，组成超话团队，制定超话规则（比如《粉丝行为规范与自我约束指南》），并24小时不间断值班，对超话进行系统性管理，打造良性超话氛围。通过严格的社群规范和合法化机制，使粉丝更加理性地看待自己的身份。甚至粉丝为了提升偶像的知名度，在全球和当地推广公益活动，促进社会意识。
粉丝维护「爱豆」的「组织化」、情感化的行为表达日益常态化，这种粉圈里的实践培养了粉丝自觉的、训练有素的群体行动力，并产生溢出效应，作用于各种公共实践之中。
首先，粉丝文化与爱国情感表达。粉圈在参与文化生产和消费时，可参与到类似于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当中的「粉丝公众」（Fandom publics）行为中，粉丝「破圈」至政治领域，成了网络政治参与的主体。如在「帝吧出征」「饭圈女孩出征」等网络集体行动中，粉丝成为事件的讨论酶（discussion catalysts)，从「偶像代言人」变成了「国家代言人」，不同圈层的粉丝成为同一个偶像（国家）的粉丝，积极参与国家形象的建构与生产。在全球化浪潮中，不同国家间粉丝社群的「对战」日益增多。「国家面前无偶像」「祖国为至高爱豆」可谓粉圈话语和观念在政治参与的表征，进而在新媒体技术中诞生了「粉丝民族主义」。
其次，粉圈惯习延伸至社会实践。皮埃尔·拉维（Pierre Levy）将互联网中共享互创的知识称为大众智慧汇聚的「网络知识空间」(cosmopedia)， 在此基础上汇聚成「集体智慧」。粉丝群体围绕共同的焦点（即偶像），形成了为提升偶像形象所做的各种个体行为（如打榜、宣传、文案、美工、绘画）的集合。粉圈的集体智慧转化成力量运用在社会参与中。随着粉丝社群媒介环境的改变，社群内外边界模糊，实现了功能性拓展。粉丝走出社群，参与社会活动，利用集体智慧解决社会问题并传递主流价值，成为「社会代理人」。有学者通过对「防弹少年」粉丝社群（BTS-Army）的观察发现，粉丝社群发起一系列活动，试图成为促进社会意识的社会代理人。如组织「万丹海啸受害者捐款」「k 慈善」（每年为弱势群体捐款），以及与 PMI（印度尼西亚红十字会）合作的献血活动、照顾癌症患者以及「打破禁食」等活动。
综上，粉丝的社会融入，始于对偶像的喜爱与崇拜，继而以一种观念与行为惯性，蔓延到公共实践和全球对话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偶像是起点，也是连接点，围绕它创建的文化观念、话语符号、情感经济、行为准则等而成的参与式文化，成为粉丝文化适时、适当拥抱社会与主流价值的重要路径。
从官方视角出发，加强对粉圈的「治理论」较为常见，这也是互联网治理或社会治理下的逻辑使然，只不过这种思路倾向于从上而下的单方面行为。粉丝文化不会消亡，也不可能主流化，而将作为一种亚文化与主流价值长期共存、互动。如前所述，面对这种情况，单纯运用「驯服模式」和「修辞模式」已不适应新媒体情境下的粉丝文化发展，更无法适用粉丝文化主动的社会融入情景。
1.粉丝文化去神秘化
在进行路径探讨之前，需要审视粉丝文化作为一种日常化生活方式的内在逻辑，将神秘的粉丝文化去神秘化，承认偶像崇拜的复杂性，粉丝并非皆非理性或病理性的存在。
首先，从社会观念史来看，它是一场「袪魅-施魅」的社会活动。大众社会的革命意味着着对价值的重估，从前被诬蔑为「低等」的东西，现在一部分被颂扬为标准，并且往昔「高级」的东西可能被宣判为专横和虚荣。粉丝文化便是在这种文化情境中催生的。粉圈排斥或无视主流价值，可谓是一场「去神圣化」的祛魅过程，是对主流价值准则边缘化或悬置的过程。但同时，另一场施魅行动悄然而起，即对偶像崇拜的符号化、神圣化。很显然，粉丝文化祛魅的对象不是席勒或韦伯所说的充满了精灵、魔鬼和道德力量的世界，但其目标是类似的，即「以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取而代之——在这个世界里，思想、感情、精神活力的唯一所在是我们所谓的心智」。
其次，粉圈是个体生活的「补偿性」场域。在这场「祛魅」与「施魅」的过程中，粉丝实现各自的心理需求与满足，并实现其日常化的生活方式。粉丝按卷入程度可分为娱乐社交、情感投射、完全认同、关系幻想、病理性等类型，粉丝禀性各异、动机五花八门，有的可以放任不管，有些只需引导，只有少部分病理性的或群体偏差的才是社会治理的重点考虑之处。如果将粉圈完全视为病理性的「异文化」、遗落的文化孤岛，这不符事实。从今年初的关于「郑爽争议」的骂战中，我们看到，明星不过是粉丝心理的具象化。这些粉丝中，有的遭遇过校园霸凌、情感失意，有的深陷抑郁症的泥潭，有的被严苛的父母情感打压，有的在职场屡次受挫。粉圈是粉丝投射自我理想、价值寄托的虚拟空间，粉丝的这种对骂与其说是在维护这个空间，不如说是粉丝在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从这个意义上说，粉圈可谓是个体弥合现实生活「缝隙」的一种方式。
第三，粉丝文化是群体传播的产物。粉圈有独特的行动逻辑，粉丝一开始对内群体（in-group）或外群体（out-group）的自我与他人进行自我分类，继而将不同群体间的文化关系视为群体间（intergroup）或跨群体关系，形成了群体构建，最后，形成一定的社会身份认同，完成了自我身份到社会身份，自我与他人，以及他人与他人之间的转变过程。
2.从偶像化到榜样化：价值溢出与助推融入
社会融入是一个过程，主流价值应避免将粉丝文化本质化或具体化为社会团体或阶级等社会分类，而应将之把握为一种过程。笔者认为应以「明星偶像」为「融入路径」切口，这并非指只关注明星这一主体，而是指以明星为内核，辐射粉丝认知、娱乐产业布局等领域，从而助推粉丝由外而内的自审，以带动娱乐产业的良性发展。
借用经济学领域的助推理论（Nudge Theory），助推是指通过积极的强化和间接建议，影响群体或个人的动机和决策，以此对人们的决策进行干预（intervention）。助推强调在个性自由前提下改变人们的行为。学者们将助推分为启动型助推、显著型助推、默认型助推和社会型助推（Social nudges）四类。其中，社会型助推依托于社会规范和权威对大众产生影响，呈现出权威者的选择和行为，以此让人们以为「这将会是大多数人的选择」。
榜样是可供人效仿、模仿的楷模，有很强的现实特征。从粉丝的心理投射来看，偶像可视为自己未来形象的「预演」。偶像可用以助推社会、个体，特别是粉丝群体树立积极的价值观。在主流价值传播中，「主流媒体+流量明星」是一种典型的助推模式。媒体在正面引导的前提下，通过与明星合作宣传主流价值，引发受众高度关注，从而有意识地影响和改变粉丝价值观塑造的自我选择。这种「自由意志的家长制」而非强制性的干预，引导粉丝反省自身行为，并审视自己的价值观念。如2021年3月11日《人民日报》发布的新国家宣传片《中国再出发》，在引入习近平总书记的原声中夹带着王一博的旁白，有网友称从中感受到经历磨难后，中国青年与祖国一起再出发的期许。「@空军在线」微博发布的2021年度招飞宣传片中，易烊千玺穿着戎装，呈现出新时代有志青年对逐梦天空、制胜未来的强军梦。塔尔德（Gabrielc Tarde）认为，模仿遵从分层的弥散模式，即从高位到低位的辐射。也即是说，观察和模仿榜样是一种普遍的行为方式。班杜拉（Albert Bandura）的认知-行为主义模式揭示，对榜样的行为特点进行观察和组合，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行为风格。粉丝在与偶像的互动中，获得了示范活动的象征性表象，即使偶像不在身边，其行为仍给予粉丝影响。比如，明星宣传展示的良好精神品质或媒介文本中的正能量形象。
3.情感迁移：建立多元偶像矩阵
建立多元偶像矩阵，是建设粉丝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之举。明星崇拜是时代的产物，无法根除或完完全全纳入主流价值主导框架。与其在事后将病理性的粉丝从一个个粉圈中「打捞」出来，或对一次次粉圈失范行为进行纠偏，倒不如预先为这些粉丝打开更多的情感释放、偶像崇拜的通道。生活的重压、粉丝经济的诱惑反反复复地将人引向明星崇拜，直至无法自拔。如能建立多元的偶像矩阵，为网民提供更多的情感投射、行为模仿和心理满足的对象和途径，可以缓解网民扎堆于明星崇拜的现象，逐步建立健康的偶像崇拜生态。纵观世界各国的偶像类型，除了娱乐明星，还有体育明星、歌星、社会精英、政治精英等。我国目前的偶像种类较单一，多是娱乐明星，部分明星还存在学历较低、受资本影响较深等先天不足，因此要有必要「孵化」各种类型的明星出来，并慢慢形成多元偶像矩阵，以更好发挥社会精英、正能量人物的正面效应。
不管是助推明星形象由偶像化向榜样化转变，还是建立多元偶像矩阵，实现价值引导，都要立足于文化与社会的媒介化逻辑。施蒂格·夏瓦（Stig Hjarvard）提出的「惯习媒介化」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个问题。他认为，媒介融入其他社会制度与文化领域，同时其自身也相应成为社会制度。因此，社会互动——在不同制度内、制度之间以及社会整体中的互动——越来越多地通过媒介得以实现。媒介化刺激了基于弱社会联系的软性个人主义（soft individualism）的发展。媒介化、高度现代化社会中无所不在的社会性格（social charactera）既不是一种强烈的、独立的个人主义，也不是服从于强有力的组织形态或密切的家庭单位的强烈集体主义。恰恰与此相反，个人主义和对外部世界敏感性之间的矛盾杂糅在一起，成了个体社会性格的惯习形成。粉丝文化实践正是在社交媒体的媒介融入实践中实现价值的溢出和延伸。这里面囊括了价值惯习进入媒介实践、媒介化成为一种社会制度，以及两者之间的交互链条。从而在惯习媒介化中，实现了粉丝文化社会融入的一条隐性层面的「温和」的文化交往、价值共创的道路。
综上，笔者试图在「驯服模式」「修辞模式」之外提出粉丝文化发展的第三种融入模式。根据意义转移理论（meaning transfer theory）的逻辑，在这种模式中，发生了两次意义转移：一是粉丝对偶像的意义认知，通过行动惯性转移至政治参与和社会实践；二是主流价值将偶像的榜样价值转移到粉丝实践，从而实现粉丝文化融入公共实践和主流价值。这样，以明星为粉丝文化社会融入实践的接榫点，进而辐射下游的粉丝、上游的娱乐产业，从而实现了粉丝文化在价值维度上的多方互动与意义拓展。
六
结语
近年来，粉圈愈演愈烈的失范行为，说明粉丝文化有其复杂性的一面，也说明传统的「驯服模式」「修辞模式」的治理效果堪忧。本研究从社会融入角度切入粉丝文化症候分析，归纳粉丝文化社会融入的「各行其是」「抵牾冲突」和「互动协调」三种动态关系；进而，从文化杂食主义的角度讨论了粉丝对「精神礼物」与「非标出性」的意义追求，从而在驯服模式、修辞模式基础上提出粉丝文化社会融入这一路径：主流价值可利用粉丝观念与行为惯习延伸至政治领域和社会实践的特性，以「明星形象」为粉丝文化社会融入实践的接榫点，通过「偶像榜样化」「偶像类型多样化」等方式，将偶像的榜样价值转移到粉丝公共实践，助推粉丝进行主流观念接合和行为养成，从而实现粉丝文化在价值维度上的多维互动与意义拓展。
需要说明的是：一、融入模式需要与「驯服模式」「修辞模式」共同配合使用；二、融入模式倡导的是一种频繁互动的价值循环过程，可规避「驯服模式」般短期内「立竿见影」但后续乏力的弊端，也能避免「修辞模式」下主流价值在治理过程中一直唱「独角戏」的尴尬。在未来的研究中，具有全球化对话潜能的粉丝文化，因其较弱的意识形态、更强的娱乐性等特性，将成为跨文化传播研究中的重要视角和经验材料，以及中国与他国进行文化对话和价值互动的重要窗口。（《作为症候的粉丝文化：社会融入的价值逻辑与可能路径》下篇）
（作者晏青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导，美国弗吉尼亚联邦大学访问学者，暨南大学娱乐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侯涵博为暨南大学博士研究生）
（本文来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授权中时新闻网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