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两岸应共同落实孙中山的发展观（张亚中）

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举行的孙中山葬礼。（图／维基百科）

一、 孙中山的发展观

孙中山的发展观，包括民族发展、民权发展、民生发展。在孙中山的眼中，他的发展观并不同于西方，而是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欧美经验、独特创见，而专门适合中国「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观，也是「振兴中华」，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在民族方面，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不同于西方的民族主义。孙中山认为，西方的民族主义是一种狭隘的国家主义，这是从1648年西伐利亚条约民族国家概念兴起，经过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扩张，形成的帝国主义同义词。西方借用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发展出政治上的达尔文主义，自我形塑为自大与排他的优越地位。

孙中山的民族发展观，以独立为起点，世界大同为目标，过程包括「驱逐鞑虏、五族共和、大亚洲主义、世界大同」等四个阶段。孙中山强调民族间应平等，大国应行王道而非霸道。

孙中山认为「振兴中华」首先必须做到恢复民族地位，才有资格与其它大国平起平坐。恢复民族地位的方法：在文化上，要恢复民族精神，其中最重要就是「能知」与「合群」，也就是要有充分的知识与民族的团结。也要传承固有道德（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与重拾传统智能（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自修与承担，以及发扬以往的发明能力）。在知识上，要学习西方欧美长处，更要迎头赶上。

孙中山民族观的目标就是：自强为先、反对侵略、济弱扶倾、世界大同。

孙中山的民权观，包括几个重要内涵。首先，他主张全民政治，也就是政治应为全民所有、全民所治、全民所享，在孙中山的认知里，政府官员是人民的公仆，人民才是主人。

孙中山提出了独特的「权能区分」，即人民有四个政权、政府有五个治权。四个政权为选举、罢免、创制、复决权；政府的五个治权为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透过「权能区分」，政府就能成为一个「万能政府」。用现在的术语来说，即成为一个「大有为的政府」。

孙中山还提出了「均权制度」。即中央与地方分权，以事务的性质来分属中央或地方。孙中山也重视地方自治，地方的人在国家监督下管理自己的事。孙中山还借镜西方经验，特别是瑞士，强调人民有包括公投在内的直接民权。

在孙中山所处那个国家积弱的年代，孙中山认为个人的自由应受到限制，要以国家能够完全自由，能够与列强平等为目标。孙中山在其遗嘱中特别提到「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此处特别强调是「中国之自由平等」，而不是以个人「自由平等」为首要目标。国家应有完整的自由，而军人、学生、党员、官员应有自由的限制。

最特别的地方是孙中山认识到这个世界有着天生的不平等。每个人的聪明才智均不同，每个人的出身也不同，固然公平的机制很重要，但是能够化解社会不平等的方法则是，能力大的人要多为能力小的人服务，「能力强者服千百万人之务」，透过服务的道德，可使社会变得平等，这才是平等的精义，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最了不起的精神。

孙中山的民生观建立在对现有资本主义的批判上，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带来的是贫富不均与政治垄断，资本家与政客结合，在政治经济上压迫一般人民，几乎无所不能。孙中山也批评西方的自由经济理论，他认为，这种弱肉强食的自由经济理论，看似理想，但处于弱势的工人阶级是不可能致富的。

孙中山对纯苏联的共产主义也提出批评，他认为，列宁革命以后，苏联实施的是国家资本主义，而非共产主义。孙中山的民生观，是以民生史观取代唯物史观，以合作取代阶级斗争。孙中山引用中华民族传统的「民本思想」，以民生主义来丰富社会主义，他主张，民生主义是以追求生活幸福为意义，以「养民」为目的，以「均富」为原则，以「和平」为方法，以「大同社会」为理想。

在民生观的发展方面，孙中山认为「外国患不均，中国患贫」，因此，他主张要推动土地改革，包括实施耕者有其田、平均地权、涨价归公。孙中山在面对资本问题时，他主张要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利用外国资本。孙中山主张要保障食衣住行育乐的民生基础建设。孙中山更主张，为了强国富民，必须推动实业计划。

孙中山最喜欢给友人提的字就是「天下为公」与「博爱」，这也反映出他思想的最终诉求。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

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从摸索开始。每一个阶段开始，我们都认为自己走对了，找到方向了，但是事后却发现，其实自己原来还在迷雾当中。圆明园被英法联军放一把火烧了，中国人认为要现代化就必须奋起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甲午战败，发现只追求船坚炮利是迷，学习西方的维新变法才应该是现代化之正确道路。变法不成，君主立宪说成为不能解决中国困境的迷，先摧毁再重建的暴力革命论又被认为是悟。

袁世凯选择帝制，中国知识分子又发现，一夜成功的革命只是个迷，缺少民主内涵的共和制度并不能够阻碍军阀循私割据。五四的北京大学青年学子认为，没有民主与科学，中国的发展走不出迷，1921年成立的共产党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给中国带来真正的悟，马克思路线才是中国正确的现代化道路。

孙中山继续宣传三民主义，他相信这才是中国的正确道路。他认为以前没有成功的迷是因为缺乏自己的武力，因而建立黄埔军校。国共合作，但仍是各持其悟，坚持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北伐成功，难得有黄金十年提供国民党实践其现代化理想。东北边的日本，忍不住了，他们在想，不赶快打断中国的现代化，中国起来怎么办？这是日本继甲午战争第二次打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抗日战争虽然赢得惨烈的胜利，但是1949年后，两岸在海峡两岸开始分治，各自分别走上不同的现代化路径。大陆开始实践其共产社会主义道路，台湾则走的是以三民主义为纲领的发展道路。

1949年国民政府到台湾后，开始反省与励精图治，蒋介石虽然期待「光复大陆」，但他更知，先决条件就是「建设台湾为中国的模范省」，只有经济发展，才能承载着民族复兴的责任。1950、60年代，台湾推动三民主义各项建设，在民生主义方面，推动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耕者有其田，推动经济改革，发达国家资本，扶植中小企业，引进外国资本；在民权主义方面，落实民主宪政、落实地方自治；在民生主义方面，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复兴中华文化。

继任的蒋经国了解，在退出联合国后，只有「革新」才能「保台」，台湾因而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大幅前进。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失去后，蒋经国努力加速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建设，并启动大幅度民权主义的改革，以维护政权的合法与正当性。推动十大建设、深化地方自治，最后，国会增额选举、开放探亲、解除戒严，一举把台湾推向了亚洲四小龙的顶峰。

反观，在台湾，接任蒋经国的李登辉却逐渐偏离了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现代化路径，1990年代中期，孙中山思想从台湾的教育课程中消失，发展路径几乎是全面式的向西方式现代化靠拢。随着19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扩散，台湾也几乎全面接受了西方价值观，随着台湾的民主化，西方式的自由、个人、资本主义几乎主导了台湾的现代化路径。虽然目前台湾仍然没有放弃孙中山的治国理念，但是在某些领域也出现了问题。在「民族观」方面，台湾内部分离主义日益滋长、去中国化日益严重；在「民权观」方面，民主制度出现问题；在「民生观」方面，社会的贫富不均也愈来愈严重。

历史发展非常吊诡，当台湾在1990年代以后，逐渐偏离了孙中山的发展观时，中国大陆却从1980年代初开始向孙中山的发展观靠拢。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痛苦经历，邓小平放下了形式上的主义与路线，选择「摸着石头过河」，以「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的务实理念，引进外资，开启了大陆的快速经济发展。后来经历江泽民先生的「三个代表」、胡锦涛先生的「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先生形成了完整的「中国式特色社会主义」，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精神与内涵。这些年来，大陆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力日强，开启了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到了孙中山的「振兴中华」。对内，加速推动「扶贫」及「小康社会」，这正是孙中山强调的「均富」，推动铁公路、港口、城镇等各项基础建设，几乎也完成了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对外，推动「一带一路」，落实孙中山的「济弱扶倾」、「共同发展」，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世界和平」，完全符合孙中山的「民族观」。

中国大陆目前的核心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其内涵已经逐渐接近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或许我们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所带来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观，与「三民主义」式的「中国式现代化」，在「民族主义」与「民生主义」方面几乎已经趋同，但是在「民权主义」方面却还有些许差异。

三、两岸共同向孙中山的发展观相向而行

两岸共同向孙中山的「发展观」相向而行，是两岸目前两岸应该努力的方向。台湾方面，要坚持孙中山先生的「民族观」，即坚持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扭转「去中国化」的逆流；要完善孙中山先生的「民权观」，避免民粹主义与民主独裁；要坚持孙中山先生「均富」的「民生观」，避免贫富更趋两极化。而中国大陆方面则可以再继续完善落实孙中山的「民族观」与「民生观」，思考孙中山的「民权观」，如何做到「全民政治」、「权能区分」、让全民有更多的平等政治参与权。

孙中山的思想，绝对是「中国式现代化」应有的内涵。孙中山的发展观，更应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思路。两岸不仅应相向而行，更应共同丰富其内涵，更应协力落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完成孙中山的「振兴中华」愿意。这是我辈们应有的责任与使用。

（作者为孙文学校总校长，本文发表于第五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孙中山的发展观与中国式现代化》分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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