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台湾──梁启超叹「本是同根、今成异国」（九）
马关条约割台，1895年日军入侵台湾，国人坚不臣倭。乙未之役，台湾义军和黑旗军奋起抵抗，保卫台湾保卫祖国，捐躯台湾，尸骨散于台地荒烟蔓草，忠勇憾天地。接着是台湾志士烽起云涌，持续发动长达七年之久（1896-1902）的激烈武装抗日，及其后的零星武装抗日，前仆后继，气壮山河；1915-1936年间则实行非武装抗日。斯时，台湾志士深信祖国不久将恢复国情，收复台湾，于此刻到来前不可失去民族特性，故启动一波波的文化启蒙运动，以延续民族传承与对祖国认同的非武装抗日。
林献堂，台湾台中雾峰人，父林文钦1888年以清赋功加道衔，1893年高中举人。堂伯父林文察则官拜福建水陆提督，1864年于福建漳州附近追剿太平天国时殉职，清廷加太子少保，入祀京师并建昭忠祠，荣耀及于先祖。堂兄林朝栋于法军侵台时，募勇亲赴基隆抗法，受知于巡抚刘铭传，统领栋军全台营务处。故日据时代日人誉称，雾峰林家门阀冠绝全台。
林献堂于1881年出生于此一世家，1895年日人据台时已十五岁。是时，林献堂还曾奉祖父母之命，带领全家四十余口，内渡泉州晋江避难。林献堂15-21岁的青年成长期间1896-1902，正值日人于全台各地，进行全面残酷的血腥镇压与屠杀。
1907年4月，27岁的林献堂首次往游日本东京，曾至横滨拜访梁启超未遇，惟于途次奈良，寓某旅社，邂逅梁启超（广东南海新会人）。当时随行的甘得中任翻译，由于甘君的普通话不大高明，而梁启超的广东腔普通话亦实难懂，故间杂以笔谈。
梁启超初落笔即曰「本是同根、今成异国、沧桑之感、谅有同情」「今夜之遇、诚非偶然」，其伤时怀世之情，几使林献堂等为之泪下。晤谈中梁启超告以三十年内中国断无能力救援台胞，警告台人切不可轻举妄动而无谓牺牲，最好倣效爱尔兰人对付英国的方法，即厚结日本中央政界显要，以先牵制台湾总督府，使其不敢过份压迫台人。梁启超此一掬诚相告与真知灼见，不但使林献堂铭记在心，并予其重大启发，奠定其往后采行温和式社会文化运动的大方针。当时，林献堂并即邀得梁氏来台一游。
梁启超偕同汤觉顿及其长女，于1911年3月28日至4月11日赴台一游。在台期间，梁启超受到以林献堂为首的台士热忱招待，除游台北外并赴台中雾峰林家小住数日。
梁启超此行访台绝非普通访问，林献堂邀请亦绝非一般之请，因当时梁启超不但是一高度政治敏感人物，更是位鼓吹民族民权新思想的祖国政论家，故其为台湾总督府所最疑忌者。林献堂本人亦深知此一禁忌，尤其是台地汉人武装抗日为日军镇平，抗日份子几被杀戮殆尽，台士噤若寒蝉。斯时，林献堂藉其家族声望，突破此一禁忌，使得当时弥漫在台士间的恐怖气氛减缓不少。从民族运动的立场观之，此亦是对日人思想封锁的一种突破，并多少唤起台士已经冷却之心。对林献堂个人而言，梁启超访台除亲予其思想开导，播下林献堂未来从事非武装抗日文化运动的种籽，也予林献堂以大会全岛台士的机会，同时并无形中提升或建立林献堂在台士中的领导地位。
留日台湾学生觉醒
林献堂于1913年秋前往北京拜访梁启超，随后转赴日本东京，经人引介面晤日本明治维新重臣板垣退助（时年77岁）。板垣退助对台人处境表示同情，勉其与日人亲善，并应允林献堂的邀访台湾。
板垣退助于1914年3月17日至4月6日抵台，深受林献堂等台人与日本总督府官员的欢迎。板垣退助于是（1914）年11月22日至12月底再度来台，期间并即于12月20日在台北成立「台湾同化会」。板垣退助任该会总裁，出席者500余人。
「台湾同化会」可说是日人据台后，第一个具有近代意义的合法社团组织，会员共3,178人（其中日人仅44名），以台中的1,109人最多，台北、新竹、台南各500余人，与会者大多是彼时台湾上流人物。当时，台湾人是打着「同化会名义」，以争取其与日人平等的待遇，彼此心照不宣。故旅台日人识者间，对同化会内情亦多所怀疑，认为应从根本修改同化会的章程，而以谋求日语普及、风俗矫正、与日台人亲善为目地。
1915年1月21日，全台各厅厅长一致辞卸同化会评议员。几天后的26日，台湾总督府以「台湾同化」有害公安为由，命令该会解散。
早期约1910年台人留日大多为富家子弟，且年龄均甚幼小，故谈不到民族意识的觉醒，对社会问题或政治运动无甚关心，因此常被中国留学生及朝鲜留学生，嘲笑为「唯唯是诺屈从于日本统治下之愚者」。（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