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定杀警案遭出征　沈正哲千字文「还原出庭真相」：只跟李父讲过一句话

▲沈正哲「千字文」回应李承翰家属的说法。（图／突发中心翻摄）

记者柯振中／综合报导

铁路杀警案犯嫌郑男被判无罪，引起许多社会议论，更是有人感到不满，谩骂精神鉴定医师、法官等相关人员。对此，当时负责精神鉴定的精神科医师沈正哲出面，「千字文」回应社会大众，他并没有说过「我是权威」、「你们要鉴定几次都是我在鉴定」等话语，是李承翰的家属搞错了。

沈正哲的发文全文如下：

原先我并不想针对任何网路上的谩骂做出任何回应，因为我怎么说，总还是会有人挑毛病来指责谩骂，但是，我不想我的家人或朋友再因为此事担心，或者与网友争论，所以我选择说明一次。

首先，我想声明的是，我从未提过「我是权威」或「你们要鉴定几次都是我在鉴定」这样的话语，法庭上的对话都有录音为证，且有许多人在场，绝对能证明我并未说过这样的话，今天家属对于判决无法接受，可能因为情绪不满，想找出口发泄，而向记者提出这样的说法，但却不是事实。我与被害者的家属 (父亲)仅在出庭时中间的数分钟休息时间短暂说过几句话，当时是家属委托的律师带着父亲来向我打招呼，当下我告诉父亲我知道你们很难过，请他们也要保重身体，父亲告诉我嫌犯是装病的，我回应他我会依照我的所学来做判断，之后庭务人员告知我休息只有（注：应有漏字）分钟中，提醒我要去喝水及上洗手间，我与父亲的会谈便结束了，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对他有任何不礼貌之处，更别提呛声他「我是权威」或「你们要鉴定几次都是我在鉴定」这样的话语，在这段谈话的之前或之后我与家属都未曾再见面过。再者，只要法院安排二次鉴定，一定是安排其他医院的医师，绝对不会是同一人，做过许多鉴定案件的我，怎么可能会不知道而又说出「你们要鉴定几次都是我在鉴定」这样的话语。

▼沈正哲指出，他与李承翰的父亲只见过短短几分钟。（图／记者翁伊森翻摄）

去年10月份我接受法院委托接下本案鉴定，12月份我由媒体得知检察官在开庭时对于我的鉴定提出质疑，而检察官的理由是认为我所在的医院不是医学中心，所以我做的鉴定不专业，另外，检察官认为我鉴定只用了六天就完成报告，认定我草率，看到媒体报导的当下，我内心觉得不服气，事实上，台湾目前多数精神鉴定都不是在医学中心完成，以嘉义为例，嘉义地区就没有医学中心，难道过去这么多年在嘉义地区完成的鉴定都不专业吗？且自我从事鉴定工作以来，做过的鉴定数量超过百件，如果今天这个案件因为我工作的医院就认为我不专业，那过去我所做过的百件鉴定又算什么，至于为什么只用六天就完成鉴定报告，是因为我认为这是重大刑事案件，希望能尽快完成报告让法院及早完成审判，于是我才每天加班完成报告，再者，过去只要我超过两周未完成报告，法院便会来电催促要尽快完成，而如今我加班完成报告，却被检察官拿来作为攻击我的理由。我并非认为专业不能接受质疑，但必须提出合理的依据，如果检察官是依照我鉴定报告有错误的地方提出质疑，我愿意平心静气说明，但今天检察官只因我工作的医院及完成报告的天数就认定我不专业及草率，我无法接受。

今年３月份法院传唤我出庭作证，当天我一个人接受检察官、法官及律师的询问４个小时，光检察官一个人就询问我２个小时，而因为我上述所讲原因，我的确在一开始与检察官针锋相对，我当下有向检察官表示他不尊重专业，我也当庭表示既然这是个社会关注的案件，我并不反对安排其他医师鉴定，但我无法接受他用我不专业以及草率来做为理由，尤其在媒体报导后，网友更是直接攻击我及我的医院。开庭的中场休息期间，检察官向我表示歉意，说法庭上的攻防就是如此，他必须提出理由让法官愿意再指派另一家医院做鉴定，我回应我知道他是在做他的工作，但不应该提出这样不正确的指控。而因为检察官先前对我专业度的质疑，法官提问的一开始就要我说明我的学经历，于是我说我是阳明大学医学系毕业，后来在中正大学拿到博士学位，担任主治医师八年，做过上百件的鉴定案件，在资历上绝对没有问题，后来法官再问为什么医院有这么多位精神科医师，是由我来做鉴定，我表示也许是因为我优秀且有经验，所以这样复杂的案件要我来做，且做鉴定又要承受这么大的舆论压力，多数精神科医师都不愿意做的，而也许这就是家属 (父亲) 后来理解的「我是权威」，但即使在其他情境下，我都从未说过「我是权威」这样的话。

担任此案的鉴定医师，我秉持自己所学做判断，在鉴定业务上，我的工作是判定嫌犯是否有精神疾病，以及他的犯行是否与精神疾病相关，试问，我哪里做错？当网友质疑我不同情家属，但如果我因为同情就影响我的判断，只为了顺应所谓的民意与社会期待，那其实往后的鉴定都不需要找医师做，只需要办网路投票即可，我想没有精神科医师喜欢做这样的工作。我依照我的专业做鉴定，至于嫌犯会被判怎样的刑责则不是我能决定的，而依照台湾的法律，因精神疾病而犯行可以减刑或免刑，如果多数民众认为这样的法律不合理，请提倡修改台湾的法律，而非只是谩骂医师。

担任精神科医师的这几年，我很努力地希望因为我的治疗，能让个案和他的家属生活获得改善，同时减轻因为个案的精神疾病对家庭及社会造成的困扰与负担，发生不幸的事情，我相信没有人愿意看见，精神医疗的困境与病患的处置细节 (如强制住院等)才是更需要被关注的，也才真正能预防这样的遗憾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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