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建军之第一件大事──胡宗南将军风范（四）
蒋中正总统主持国防研究院及陆海空军三军官校暨政工干部学校应届毕业学员生联合毕业典礼。（本报系资料照片）
到了四十八年，国防研究院开办，他奉总统蒋公之命，入院研究，他的毕业论文，题目是「论人才与建国建军的关系」。毕业后，凭他的热诚和声望，连任本院毕业同学会会长数年。
最近几年，我们详谈和深谈的机会比较多了。最近一次值得回忆的谈话，是在羽毛球场草地上，本院毕业同学联欢晚会的席上。他坐在我的左边，我说：赞虞生平藏书都在这里，他本人在大陆，有种种谣传，存亡莫卜，我以老友的资格，把他的藏书作为中国文化研究所史学部门的基本图籍，有好些是在台湾无法搜集的。胡先生闻之，黯然神伤。我又跟胡先生说：「您还记得三十多年前有一位最赏识您的人吗？」他说：「什么人？」我说：「就是柳老先生。」他说：「柳老先生怎么说？」我说：「有一次，您去看柳先生，您出来以后，他对着我和赞虞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他说：「这话怎么讲？」我说：「我们改日再详谈。」
胡先生听了很感动，席散后，他说不必另定日期，我们就找草地上清静的一角，继续谈谈好吗？我说：柳先生的意思，您不但是一位名将，且将成为一位名儒，我看了您的毕业论文，深深佩服柳师知人之鉴。我记得您在毕业论文里，说过几段极重要的意思：
「建国建军最重要的因素是人才，尤其是经纬万端之今日，不但对领导群伦、担当方面之人才，需要培养和选用：就是对于一般工作的干部，也需要普遍的精练和造就；特别是无数的科学技术专才的寻求、孕育和辅导。」
「造就人才的根本，主要在于培育。……这是建国建军之第一件大事。」
「我们建国建军的工作，要从台湾基地做起。在院长领导之下，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智慧和才能，分工合作，齐步并进，为复国建国而努力。」
我说：宗南兄，我们是同志中的同志。除了恩师柳先生外，在教育学术界，我生平最景仰的人，一位是刘伯明先生，一位是蒋百里先生，他们都是深信教育救国的人。我本来立志终生为一大学教授，因为大陆沉沦，总统以国士待我，乃在中央服务，至今忽忽已十二年。现在想重理故业，以国防研究院毕业同学为基干，创办一所私立大学和研究所，以为安身立命的所在。这是一所反共实践的学府，也是一所革命建国的学府，目的就是要实现老兄在毕业论文中崇高的理想。一般毕业同学会，常不免流于形式，惟有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志业，才能真正团结在一起，维系于久远。您说：「中国复国的人才需要具有哲学、科学、兵学与品德的修养。」是的，这样的新学府，少不得一位蒋百里，您老兄出来领导好不好？我深信您不会辜负柳先生对您名将兼名儒的期许。艾森豪将军不是也做过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吗？他总是虚怀若谷，说道：「我半生戎马，实在太荒疏，但好学终不会太迟，我竭诚拥护你的主张。」
壮盛之年突然离世
过了几天，他到了阳明山庄，对作者说道：「我知道，大学不仅是青年的会集，也是学人的结合。我们不是仅仅要作育后进，尤要者在于充实自己，教学相长。培养青年，固然需要相当时间，但学人们自我教育，相互切磋，收效最大，且不容稍懈的。当然，献身教育，培养后一代，是极有意义的事。」他又说：「我知道，我们不是为大学而大学，为研究所而研究所。我们是朝着反共中兴的大目标，才来创立一所新的学府。因为私立大学在系科设置和教学设施方面，比较上多有因时制宜，斟酌损益的余地。」又说：「凡事决定要做，即知即行，终不会太迟的。」
想不到大学和研究所还在筹建时期，而胡先生还在壮盛之年，就这样突然的离开了我们。使我们失去了一位领导者。他身后一贫如洗，确立了黄埔军人的风范。今天，我含着泪写这篇纪念文字，您的同志，您的同学，一定会群策群力，再接再厉，来完成您「建国建军必先建人」崇宏的理想。现在私立远东大学预定于今年秋季开学，正在积极建筑校舍，延揽师资。「远大」训练新生的大讲堂，要定名为「宗南馆」，以告慰于故友在天之灵。
国防研究院第一期毕业论文，一部份是由研究员自己选定的，胡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当开学后不久，他曾到我的办公室，说过几句话：「大陆沦陷，真如土崩瓦解。据我个人看法，基本原因，还在于一般青年和专家学者，往往对共匪真相，茫然不知。于是随波逐流者有之，哗众取宠者有之；是非混淆，黑白颠倒，正气消沉，公道沦亡，而大乱随之。故今后再造中华之惟一要务，乃在实践『知难行易』的革命哲学。因为实践笃行，本于真知灼见；不肯有真，何能实践？这是我所以选定人才问题为毕业论文的用意。」言犹在耳，恍如昨日，敬录之以追念良朋，并为同志间相互勗励之资。张其昀（民国五十一年撰）（待续）